正视传统军事文化的阴晴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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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秀军事文化,对文明的延续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究传统军事文化的目的,在于吸其精华、剔其糟粕;当前,更要大力倡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锻造形成的中国军事文化的新品格,力戒传统军事文化中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 文化根植于历史,同时影响着历史。军事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于军队以及社会对待军事问题的价值取向、观念意识和精神风尚等方面,它既是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结晶,又深刻影响着民族和国家对于安全威胁的因应方式和军事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优秀军事文化,对文明的延续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究传统军事文化的目的,在于吸其精华、剔其糟粕;当前,更要大力倡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锻造形成的中国军事文化的新品格,力戒传统军事文化中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


文化根植于历史,同时影响着历史。军事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于军队以及社会对待军事问题的价值取向、观念意识和精神风尚等方面,它既是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结晶,又深刻影响着民族和国家对于安全威胁的因应方式和军事活动的行为模式,进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巨大作用。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彪炳于世的伟大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文化,它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比如:


提倡慎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坚决反对情绪化地处理战争问题,主张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崇尚道义。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标准,反对侵略扩张、穷兵黩武、暴虐人民。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儒家的“师行仁义”、“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思想,深入人心;与此相联系,兵家把“道”,或者具体地说“主孰有道”,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注重智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鄙视简单地使用武力,或一味地诉诸武力,注重运用智慧,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武力,或最节约最有效地使用武力。表现为在战略上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在作战用兵上崇尚行云流水的灵动变化,“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文武相济。认为安邦定国,必须把文、武两面紧密结合。“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武之道,一经一纬,一张一弛,刚柔相济,相辅相成。


追求大一统。“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自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理念,只有统一才能免除战乱,只有统一才能走向昌盛,对大一统的追求深深渗透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诸多优秀特质,对历朝历代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不中断、至今仍蓬勃旺盛的文明,与此紧密相关。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也存在着缺陷,这些缺陷有历史的成因,同时在历史上起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其教训值得深刻记取。


尚武精神的周期性弱化。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开创之初,国家有勃兴之气,军队和社会都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和积极进取意识。但随着海内砥定,社会升平,统治阶层逐渐松懈了对武备的讲求,尽管有识者屡屡提醒,要“居安思危”、“安不忘战”,但收效甚微,总是承平日久,便不可避免地武备废弛,军队和社会的尚武精神、进取意识不断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日益浓厚的安享太平思想。在此过程中,有时某些局部性的危机也促使统治者有所警醒,甚至一度出现所谓“中兴”气象,但大多昙花一现,难以挽回一步步衰颓的大势。这种现象在清代表现得尤其突出。骁勇善战的八旗军曾为大清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定都北京之后,八旗贵族和官兵被赋予了种种特权。曾几何时,这些原本精擅骑射的八旗子弟,一个个悠游自在,出入于梨园茶舍,学会了种种消遣,却逐渐消磨掉了勇猛顽强的作风,失去了当年驰骋疆场、奋勇争先的锐气,以至弓马本行也逐渐荒疏,遇有战事,往往“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所以清朝中期以后,精神退化、武备废弛的清军在作战中屡屡失利,最终更完全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能力。


纸上谈兵风气盛行。《韩非子·五蠹》曾批评战国晚期的社会现象:“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何也?言兵者众而披甲者少也。”韩非所批评的就是纸上谈兵的风气。这种风气从战国时期形成后,经久不衰,到宋代以后,愈加盛行。其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兵书,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兵书尚有2万多卷,是世界各国中最丰富的。然而,其内容大多空泛不切实际,或神神秘秘、故弄玄虚,或陈陈相因、传抄剽窃,真正有价值的精品屈指可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历史上世人论兵蔚然成风、产生兵书最多的两个时期——宋朝和明朝中后期,都是军势国势最为不振的时期。兵书宏富,却屡战屡败。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读《新五代史》时曾批注:“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也体现了对纸上谈兵风气的厌恶。


形式主义泛滥。与纸上谈兵的风气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在兵学领域产生了许多“花架子”,最为典型的就是阵法理论。阵作为古代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理应受到兵学研究的关注,但一些文人、术士把排兵布阵与阴阳五行和风角占候理论相结合,把阵法导向了神秘化和繁琐化的误区。什么“八卦九宫”、“奇门遁甲”,纯粹从概念和程式推演出了五花八门的阵,说起来高深莫测,实则脱离实际,大多中看不中用。


然而,这些玄虚的阵法理论,以及受其影响的花架子式的阵法操演,在历史上却颇有市场,因为它表面好看,适合对上奉迎。明代名将戚继光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其中的害处:“往时场操习成虚套,号令金鼓,走阵下营,别是一样家数。及至临阵,却又全然不同。平日所习器技舞打使跳之术,都是图面前好看花法之类,及至临阵,全用不对,却要真正搏击,近肉分枪,如何得胜?”(《练兵实纪》卷八《练营阵》)


在历史上,上述三种现象往往互相伴随,一方面是尚武精神的弱化,另一方面则是纸上谈兵的盛行和形式主义的泛滥。后者表面上看热热闹闹,似乎体现了社会对军事的关注和重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和误区,它掩盖了尚武精神实质上的弱化,给国家安全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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