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

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

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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