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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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之间进行的重要谈判,两次谈判都是国民党倡议的,但两者的区别却十分明显:   重庆谈判发生于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正是两个历史阶段交替时期,中国正处在战与和的交汇处;北平谈判是在1949年4月,G.C.D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作者:周霜梅 来源:《党史纵横》   重庆谈判,毛泽东冒着巨大的风险,千里迢迢飞抵重庆;北平谈判,国民党代表团则按照中共要求准时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   重庆谈判,没有时间的限制,因此谈了43天之久;北

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之间进行的重要谈判,两次谈判都是国民党倡议的,但两者的区别却十分明显:

重庆谈判发生于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正是两个历史阶段交替时期,中国正处在战与和的交汇处;北平谈判是在1949年4月,G.C.D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作者:周霜梅 来源:《党史纵横》



重庆谈判,毛泽东冒着巨大的风险,千里迢迢飞抵重庆;北平谈判,国民党代表团则按照中共要求准时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


重庆谈判,没有时间的限制,因此谈了43天之久;北平谈判,中共提出一个时间表:正式谈判时间共5天,4月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重庆谈判,中共在政治上做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准备参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Z.F;北平谈判,国民党甚至没敢提出参加以中共为领导的联合Z.F的要求,因为中共宣布,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Z.F“没有反动分子参加”。


重庆谈判,怎样处置解放区政权与G.C.D军队是谈判的焦点;北平谈判,双方争执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


重庆谈判,双方签署了《Z.F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北平谈判,李宗仁的南京Z.F没有签字,谈判最终破裂。

除此之外,重庆谈判与北平谈判在关注程度、先决条件和彼此让步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反映了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


国共重庆谈判是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国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举行的仅有的会晤,而且是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两个历史阶段交替之际,谈判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避免内战这一每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毛泽东亲赴重庆,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G.C.D谋求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欢迎。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当时的许多报刊也称“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而1949年初举行的北平谈判受关注的程度则无法与重庆谈判相比。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精锐主力部队损失殆尽。国民党败局已定,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走上台前,力求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在这一天,中共代表与傅作义代表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毛泽东称这种“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为“北平方式”。


毛泽东对“北平方式”寄予厚望,希望以此去解决全国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自然地将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定位为“北平方式”。

两相比较,重庆谈判关系着中国能否避免内战,关系着中国之命运;而北平谈判仅仅决定解放军过江的方式:谈得拢,和平过江;谈不拢,打过江去。因此,北平谈判的受关注的程度较低也在情理之中。


重庆谈判,中共曾提出先决条件,但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8月14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第一封“邀请”电报,16日,毛复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来电要求共6项,包括重申中共有权依据波茨坦公告参加受降,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Z.F等内容。毛泽东复电以接受六项意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但由于这些要求不可能为蒋介石接受,因此该电实际上是拒绝与蒋会晤。


8月20日,蒋介石第二次邀毛泽东赴渝,主要是答复朱德所提要求。电称:“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并称:来电是“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异议”。蒋介石此电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盟军的规定,并围绕盟军规定将文章做足。他称中共要求是对盟军规定“倡异议”,将中共置于盟军的对立面,使中共输理。同时将国民党与盟军捆在一起,以维护盟军信守的名义,相当强硬地将中共要求一口回绝。


8月23日,中共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国共谈判的问题。毛泽东说:“美国不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向他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毛泽东还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由无产阶级参加的Z.F。”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


毛泽东在复电中不再坚持先决条件,但就谈判的安排提出了反建议,即周恩来先去,毛本人是否去未作肯定答复。从交涉的过程来看,中共曾提出先决条件,但很快就放弃了,并适当地做出让步。

与重庆谈判不同,北平谈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且毫不妥协。


中共中央本来不准备与国民党谈判。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然而,面对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国民党Z.F忽然通过种种渠道,放出要进行“和平谈判”的空气来。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破天荒地发表求和文告。针对蒋介石的“和平”攻势,中共临时改变了策略,同意和谈,同时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即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Z.F,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Z.F及其所属各级Z.F的一切权力。 这八项谈判条件对蒋介石来说,无疑就是要他无条件投降的“哀的美敦书”。蒋介石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只好决定下野。继而将李宗仁推到台前。李宗仁上台伊始,继续进行“和平”攻势。1月22日,他发表文告,表示愿在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开始谈判。


李宗仁之所以急于摇起和平的橄榄枝,其实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国共和谈,实现“划江而治”,最终取蒋而代之。李宗仁、白崇禧认为:只要能够阻止中共军队过江,在政治上就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为对李宗仁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以“北平方式”解决全国问题。1月25日,中共发言人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Z.F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Z.F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Z.F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Z.F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 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可见,重庆谈判,中共曾提出先决条件,但很快放弃;而北平谈判则是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 抗日战争后期,中共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成立民主联合Z.F,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1944年1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两人有一番很有意思的谈话。


包瑞德劝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Z.F去做官。” 毛泽东回答道:“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Z.F。”


包瑞德又讲:“不做不好。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


对此,毛泽东坚决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就是不会派人到国民党Z.F中作官,而要成立民主联合Z.F。


重庆谈判对于实力较弱的中共来讲是一个困难的过程。1947年12月,重庆谈判已经过去两年,在中共转入战略反攻的局面下,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份心……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这些话细细品味,优势问题未解决,好办与不好办,是由双方的基本条件决定的。

与重庆谈判不同,北平谈判则是“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


1949年3月5日到3月13日,中国G.C.D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Z.F进行谈判”,“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现在“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同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Z.F和谈代表团,按照中共要求准时飞抵北平,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不许讨价还价”的谈判。


关于这次谈判,中共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这样回忆:“当年谈判时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给我的感觉并不像谈判,倒像是国民党受降的仪式。”


北平谈判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犯和渡江问题上。关于战犯问题,南京方面“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坚持必须惩办。


关于渡江问题,南京代表希望中共军队不过江或缓过江,中共代表则只答应和谈期间暂不过江,但和谈后无论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并强调:“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


双方的分歧使原定4月5日开始的正式和谈被迫推迟。为了不使对方利用谈判拖延时间,4月15日,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中共方面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后,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Z.F,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周恩来还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Z.F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


4月20日晚,中共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签字,并反对渡江。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称:“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Z.F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


可见,重庆谈判,国共都做了让步,而中共作出的让步更大一些。这是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北平谈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强调,“不许讨价还价”,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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