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大城市挤出,外地人逃离“北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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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7月29日报道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①“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


镜 头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②“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镜 头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如今,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现在的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专家解读


除武汉外,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长期关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召元认为,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但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任远谈道,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


他介绍,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③“干不下去只有‘逃’”


——求职者应正视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


镜 头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专家解读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镜 头


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告诉记者。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大学生工作好找吗?”陈嘉陵说:“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他告诉记者,他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专家解读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他说,陈嘉陵的选择,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任远认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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