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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周恩来辩护


——评人民日报社《文史参考》12期


《1951年失之交臂的和平机会》一文


张亦民


朝鲜战争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与谈判,终于在三八线上启动、又回到三八线上停战了。“在原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历史玄机?


(一)


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文史参考》2010年6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刊有署名吴皓编撰的题为《1951年失之交臂的和平机会》的文章,似乎发现了玄机的奥秘,原来早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就有13个亚非国家和联合国先后两次提议停战,都遭到中国的拒绝。”从而导致了多打了二年半的仗,“不但在战争中付出了重大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于是,作者惋惜而又悲情地惊叹说:“如果中国此时接受停战提议,则可胜利者的身份结束这场战争,不仅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的合法地位都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还说:“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至少中国军队还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力量。”


1951年真的失去和平机会了吗?战争的规律是以某些好心人想像那样安排的吗?一支装备落后的陆军步兵部队与一支高度现代化装备的陆海空部队,同时在前线停火“重建进攻力量”,有利于哪个方面重建进攻力量?究竟该怎样看那两次拒绝停战?


其实,上述观点并非吴先生的发现和创见,多年前就有上海的一位沈老师、北京的一位辛教授等专家学者,早已把拒绝停战谈判一事作为毛泽东的一大罪状加以批判,也顺带地批评了周恩来的所谓“错误”,说什么“毛泽东一意孤行,致使战争延长,丧失了到手的和平机会”,“中国外交听命于斯大林”,周恩来把“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指责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等等,不一而足。猛听乍看,似乎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错误”的一大发现,很能让读者难以置疑地信听其观点,但是细想深究,又觉得是精英们的自作多情,他们对停战会带来的和平机会,只不过是美丽的泡影罢了。于是激起草民的江湖义气为毛泽东周恩来鸣不平了。


(二)


什么是13国和联合国先后两次提出的停战提议?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包括印度在内的13个亚非国家提出倡议条文的备忘录。基本内容是:举行一次有与朝鲜问题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先在三八线停战作为第一步,为协商准备条件;再开相关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停战后问题进行谈判。并表明印度政府将在数日内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印度大使还说:这是所有非欧美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超过三八线时,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显然,这是一个并不客观的停战建议,毛泽东、周恩来自然不感兴趣。如果接受这个停战建议,对正在胜利进军中的志愿军将失去一次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而对正在败退中的美方而言,是有利无弊,何况接受停战并非真诚的。鉴于亚非国家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又要对他们这个貌似中立、实有利于美方的建议表示我们的态度。就在8日,由我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会见印度使馆参赞高尔向他提出四个为什么: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的侵略?为什么十三国不宣言要美国撤军?为什么在美国打过三八线时十三国不讲话?为什么十三国中还有菲律宾(菲参加十六国联军之一)?让他们思考这个提案的正当性。


12月14日,五届联大以51票的多数(当时只有60多个国家),通过了印度等13国关于先停战再协商的提案。我在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方式拒绝这个建议。这就是所谓第一次拒绝停战谈判。


我方收到印度递交的备忘录之后,为了争取有利于我的停战谈判,毛泽东于13日就发动第三次战役给彭德怀指示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指示还进一步指出: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出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等等。


联合国通过13国提案后,毛泽东又于21日指示志愿军必须作长期打算……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


接着,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10日,我方发起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前进80-110公里,占领了汉城,并推进到37线附近。


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强行通过了“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其内容为: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后召开政治会议;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月13日,联大主席将上述五项原则转送给中国外长周恩来。其实是以所谓五项原则再诱我接受“先停战后谈判”的提议。停战可靠吗?


1月17日,周恩来电复联大政委会主席,指出:“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周恩来还建议,在中国举行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的七国会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拒绝谈判。


其实,中国政府两次拒绝停战建议的只是“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而不是拒绝整个以五步方案为基础的停战提议。周恩来复电中表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2月4日给志愿军指示中认为:朝鲜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必须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同时指出:美帝国主义同蒋介石一样,诺言和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坏的方面着想。


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对停战谈判的预见与态度。


(三)


毛泽东和周恩来拒绝“先停战后谈判”的提议?是拒绝对了,还是根本就不该拒绝?


人们知道,战争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也有它发生、发展到最后结局的自身规律。这是不以战争的任何一方或第三方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之所以发生,不论是侵略者或反抗者,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当然,消灭敌人是指解除敌人的武器,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使战争转化为己方要求的和平,而不能简单地理解要求消灭对方的肉体。当年李承晚要用武力“北进统一”,就是要消灭北方政权统一朝鲜;反之也然,金日成来个“先发制人”的反击,就是要消灭南方政权统一朝鲜。同样,美国率先干涉朝鲜内战是支持李承晚统一全朝鲜,而中国派出人民志愿军是支持金日成统一全朝鲜。战争与和平是辩证对立统一体,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在为消灭或削弱对方与保存、发展壮大自己进行着形形色色的斗争。特别对强者一方而言,除了有力量通过战争消灭对方外,还更有条件利用和平手段达到战胜或征服对方并壮大自己的目的。因此,如何利用战争与和平的手段去削弱对方,消灭敌人,保存与发展壮大自己,就看交战双方的统帅部的决策与领导艺术了。


印度等13个国家提出停战谈判时,正是我志愿军取得连续两次战役胜利之际,我方部队已抵至三八线,基本上收复了朝鲜北方领土,而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正陷入混乱之中。杜鲁门也在叫喊:“迄今我们所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无疑,这局势是非常有利于我方乘势进击的时机,如果在此时此刻接受13国建议,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有利于敌方的休整再战。


毛泽东和周恩来凭着他们对中国几千年来分分合合的战争历史与长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审时度势,果断地拒绝了13国建议与联合国决议,决心乘机扩大战果,并对第三次战役提出打过三八线再讲停战谈判,正是领导人的历史智慧和现实洞察力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时的一个绝对要求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不能以主观的臆想去推断客观实际发展着的事物,也不能以最终的结果简单地去判别历史是非。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它自身的前因后果发生发展的,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把本来应该“顺着看”的历史,将其“倒着看”,将后人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历史人物头上。其实,如能将“顺着看”和“倒着看”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不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对深入思考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是大有好处的。可惜,当今一些倒果为因者们,总是把结果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妄图否定抗美援朝历史。这些批评指责毛泽东、周恩来的精英们,莫非是时空穿越者,能通过时空遂道回到一个甲子前的1950年,就能准确预测三年后的朝鲜战争会在38线上实现停战。所以在60年后的今天,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搜集资料,利用其头衔和话语权,指责先人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必须该如何如何?还不觉脸红呢?


二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多着哩,从决策、指挥、战斗到英雄人物和牺牲烈士,都可以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加以寻找和夸大,最后归结到抗美援朝本来就不应该上来。


(四)


吴文说:“即便停火失败,至少中国军队还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力量。”但不知作者是否想过,停战的宝贵时间不是单独赐给中国军队的,而是双方的。当时的战局我方虽然是胜利者,但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我方的实力是无法与其相比的。只是被志愿军的一棍打懵而已,元气未伤,实力无妨,决不会甘心地败于弱国弱军之手。因此,对美方来说,更可以利用停战时机,重整旗鼓,准备再战。特别是经过志愿军第三次战役的打击之后,这种报复之心显得更强。


凭心而论,志愿军是本着“炒面加步枪”,运用传统的那套战略战术,以其勇敢的精神与机动灵活的头脑去战胜敌人的。如第一次战役打的是突然性,当时敌狂妄得很,认为朝鲜人民军不堪一击,中国不敢出兵,在其得意忘形之时,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取胜的。第二次战役是利用敌人向我进攻时,东西两个集团之间近百公里的间隙,我以双层迂回的战略歼灭敌人的。有人说,一、二次战役是胜在麦克阿瑟的骄横上,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次战役,是受我两次打击后,对我力量从轻视转而产生望而生畏,实施总退却的情况下,一方面拒绝13国和联合国停战谈判的决议,一方面抓住机遇,主动进攻,打过了三八线去,意在提高停战谈判筹码,争取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停战谈判的主动权(当时,美方以我拒绝停战为借口,大肆诬陷中国是朝鲜战争的挑动者,并在2月1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中国“侵略”案)。


“历史无从假设”。吴文认为当年如果接受停战,中国就可以胜利者的身份,可以获得这样那样的好处,其实是以菩萨之心去度强盗之腹,却又忘了“倒着”想想强盗是否会给被劫者留下什么好处,将自己陷入一厢情愿的假设之中。


毛泽东面对两次停战提议就认为:美方在主力未受损,而志愿军正处在胜利戟的形势下玩弄停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整军再战。


其实,美国就是按毛泽东判断的那样干的:第一,美国一面在联合国大会上同意先停火后谈判,一面加紧扩军备战。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将美军从现有的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要求在朝鲜战场上的“联军”积极构筑工事,建立纵深防线和整顿部队,准备恢复攻势。第二,美国从我志愿军第三次战役之后,就从欧洲、美国本土和日本抽调老兵急速补充,整顿败军,并在对我军作战特点有相当了解、总结出“礼拜攻势”的基础上,于1951年1月27日从汉江南岸以23万的兵力向我发起进攻,争取战场主动权。第四次战役即从此开始,并经过在一百公里纵深阻敌85天之后,歼敌七万余人,胜利完成了防御任务。第三,从我军主动发起南进的第三次战役到第四次由敌主动发起对我军的进攻,我方由进攻变为防御的变化中看到,如果敌我双方都利用“宝贵时间”进行面对面的休整,“重建进攻力量”,肯定有利于敌方的整军再战。这是因为,一则是没有能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前,敌方是不可能真诚地同你谈判的;再则,我方也不可能通过停战休整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因此,一旦待到敌人认为可以向我攻击时,就可以不顾诺言、协定,借口进攻(要想打仗,最不缺的就是借口,即便没有也可以制造)。这时,就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步兵陆军对现代化的陆海空的对阵,后果可想而知。其前途:一是将志愿军赶出朝鲜,败返国内,抗美援朝失败;二是转向敌后,与朝鲜人民一起开展游击战,朝鲜战争无期延续;三是不论哪种前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独立存在,尽管美国怯于苏联参战不致进犯我东北,但东北得接纳朝鲜流亡政府,中国将成为美苏争霸前哨阵地,国家安全将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上述分析看,在根本上存在敌强我弱的两军休战,究竟有利于哪一方的“重建进攻”不是很清楚吗?


(五)


战争规律告诉我们,战争打起来以后的最后结局,一般而言是三种:一是甲方打败乙方,二是乙方战胜甲方,三是甲乙双方打了个平手。其它什么“双赢”或“双亡”结局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朝鲜战争最后出现第三种结局?为什么1951年初的拒绝在三八线上停战谈判没有错,又为什么不能拿1953年在三八线上的停战来否定1951年拒绝停战,都可从战争目的和三种结局上多加思考就明白了。


须知,妥协是双方力量相对均势的结果。1950年底的停战建议是第三方的亚非国家提出的,尽管他出于好心的和平愿望,但并没有客观估量战争双方的意志和决心。当时的美方虽然处于败局之时,但并不甘心暂时败退,总想把中国志愿军赶回中国;当然,中朝军队也要把美、李军赶下大海。当时对战争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所以当时美方愿意接受停战是虚假的,毛泽东说是“缓兵之计”没有错,周恩来说美方搞“阴谋”也没有错。双方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志愿军发动了主动南进的第三次战役,随后又有美方主动进攻志愿军的第四次战役。只是经过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经我方努力奋争,挫败了“先停战后谈判”的阴谋,转入了长达二年多的边打边谈的战争相持阶段。


从此,双方互有进退得失的坚持在三八线南北的局面上,你组织夏季进攻,我发动秋季反击,你搞上甘岭进攻战,我举行金城反击战,形成双方谁也战胜不了谁,却又使双方感到筋疲力尽、难以长期坚持的情况下,使美方认识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美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语),而我方想很快击败“联军”,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依然困难重重,使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的时候,才出现了战争第三种平局的结果。


吴文还认为,1951年拒绝停战谈判的结果,“不但在战争中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甚至对之后国内经济建设、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等说法,更是“倒着看”的思维营造出来的谎言。


其实,60年来的中国之发展到今天,是抗美援朝这一仗给奠定的基础,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吸取抗美援朝的经验教训、用来经济、国防建设的结果。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受到列强欺侮时,笼统地讲是落后挨打,但论经济生产总值(GDP)是世界领先的,当时的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并不落后,所缺的就是抗美援朝这样的精神。而抗美援朝战争与美国对阵,是一个农业国对最先进的工业国,这也是未能取得抗美援朝彻底胜利,没有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的教训。我们正是吸取这样的教训,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工业化建设,只经过二十几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二、三百年时间的任务,在毛泽东生前建成了比较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从农业国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工业国。我们从朝鲜战争经验出发,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制造出原子弹,自制了核潜艇,进入核大国地位,创造了“两弹一星”的精神,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怎么会变成影响国内经济建设和国际地位呢?应该让这种蓄意歪曲历史来否定抗美援朝的思潮予以冲刷清洗了。


(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作如下结语:


1、1950年底到1951年初两次拒绝谈判的提议是完全正确的。没有那两次拒绝在三八线上停战,就不会有1953年在三八线上停战的可能。这是由朝鲜战争的战争规律决定的。


2、1950年提出停战谈判的是第三方面的主观愿望出发的,在美方看来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而中方看来可能是一次陷阱,是缓兵之计。三方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停战条件不成熟。因此,正是那两次拒绝先停战后谈判的建议,才有1951年7月后出现边打边谈的局面,避免了停战谈判被敌人利用的阴谋。


3、1953年朝鲜战争以平局结束,对美方而言是在错误的时间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仗,对中朝方而言,是因为中朝实力敌不过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合国军。因而是双方都不愿打下去产生的结果。


4、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二年的谈判表明,美方只是想把谈判作为敲诈勒索、施压对方的工具,经常玩弄手法、设置障碍,一派流氓、无赖本色。如在战俘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时,会场内外冷面相对,一言不发,会外美国兵或坐或卧、洋相百出。最后撂下一句话:既然谈不拢,那就让我们的大炮去继续辩论吧!然后扬长而去,不欢而散(参看朱宏甫《朝鲜停战谈判的斗争》)。1955年从日内瓦到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持续十五年,直到越南战争有求于中国,通过尼克松访华承认“一个中国”打开美关系大门,才告结束。但尼克松下台,毛泽东、周恩来去世后,就失言“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将对台“军售”迄今未断,创造了用国内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政策,阻碍对台统一。


5、吴文假设了当年如果接受停战,中国会这样那样,反之,拒绝停战又会如何如何,都是主观臆想的胡言乱语。当今社会上就有那么一批谎言制造商,大量造假、批发出售,蛊惑人心,蒙骗群众。因此,在市场经济上开展打假的同时,更要重视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打假活动。让广大群众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是非。


6、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这一仗,无论在改变中国历史命运、乃至在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仗。而一些理论、史学精英们在抗美援朝问题上从各个侧面大做文章,吴文就是从“拒绝”还是“接受”停战谈判的具体问题入手,彻底否定抗美援朝这段光辉历史的。值得深层思考的是,这起早已定下铁案的历史事件,连美国人也认为中国当年派兵入朝作战是可以理解的事,为什么在国内却不断地有人要翻这个铁案呢?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这才是值得国人思考的关键所在。


7、有人言,屁股决定脑袋。凡属社会政治问题,就看你的屁股坐在哪里?看你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念来审视对待拥护或反对的基本态度。同是一件事,拥护者说是伟大的英明决策,反对者说是玩弄权术的阴谋诡计,这就是政治,就是斗争。


撼山易,要撼动中国几十万优秀儿女付出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铁案难。中国人民绝不答应翻抗美援朝战争的案。


抗美援朝战争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民族之林的一扇大门,抗美援朝精神是强军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赶超世界先进的力量源泉。


抗美援朝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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