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强悍的起源:壮族古代山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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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文化历来倡导和谐,重视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没有穷兵黩武的社会基础,壮民古来追求和憧憬的是相安无事的相对平静生活。但是,从秦汉时代到近代鸦片战争,由于广西桂西壮族地区长期遭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了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世道和现状,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以致起义不断,造成壮族社会一直战争频繁,大多是壮民与封建专制王朝之间的战争,还有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壮族人民从无数次战争实践中,逐步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特色突出的战略战术,内含许多价值极高的军事辩证思想,属壮族人民长期实战经验的结晶,就中尤以宋代的“侬智高兵法”和明代的“岑家兵法”最具代表性。


壮族先民西瓯人早在公元前221年抵抗秦始皇派兵南下的战争中,就曾利用易守难攻的高山丛林,运用类似于现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袭扰秦军,“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杰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令秦军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旷日持久,粮食乏绝,军心惶惶,“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这是古代战争中土著壮族先民对付秦军时最为经典的游击战例。唐代发生的


“黄峒蛮变”反抗唐朝统治阶级的起义:“至德初,首领黄乾曜、真郁崇与陆川、武阳、东兰洞蛮皆叛,推武承裴、韦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廖殿为桂南王、莫浔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更四岁不能平”。〔引《新唐书》〕黄乾曜的义军最强盛时期,控制了左右江地区。义军利用左右江山区的有利地势,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击虚避实,夜动昼伏,攻弱避强,坚持对抗唐代统治者前后持续一百多年,合众几十万,占地数千里,反抗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史上空前。


到了宋代,壮人侬智高起兵反宋,声势浩大,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侬智高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从史籍记载中可以一窥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不同凡响,极具军事辩证思想,宋人余靖于《武溪集•宋故狄令公墓铭》中说“智高 勇而善用兵”,即可资一证。“侬智高兵法”于战术上概括起来约有四点:一为自断后路。李攸《宋朝事实》卷十六载:“一夕,焚其巢穴,给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焚,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死于兵刃之下。’”他的这种“自断后路”的言与行,无疑与老子主张“抗兵相若,哀者胜矣”的思想、项羽的破釜沉舟之举和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为故意示弱。《宋朝事实》卷十六说:智高“数出敞衣易米。绐言:‘本洞饥,部落散’,珙信其微弱,不设备。”侬智高故意放出的这个因遭饥荒,部落离散的烟幕弹,不但麻痹了宋武臣陈珙,还让当时宋朝派驻广西的许多官吏们信以为真。后来,这些官吏皆因不察之失而获罪。故意示弱是为了乘敌不备而出奇制胜,这与老子倡导“弱者道之用”、“柔弱者生之徒”的思想以及《孙子兵法》中的“虚则实之”之策殊途同归。三为深入探敌。《涑水记闻》载:“是时,武臣陈珙知邕州,智高阴结珙左右,珙不之知。”侬智高起兵之前广泛交结对手之友从而探取敌情的“深入探敌”之策,显然又与《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之策不谋而合。四为三人小组。《孙威敏征南录》载:“闻贼之长技,用蛮牌捻枪,每人持牌以蔽身,二人持枪夹牌以杀人。众进如堵,弓矢莫能加,大为南患。”这就是侬智高独树一帜的“三人小组”集体战法。具体战法是:将部队全体战斗人员分为若个小组,以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每组三个人。作战时,每人手持藤牌(它优于盾牌之处在于能从孔隙中看见对手的一举一动)护身;二人持枪夹牌只管奋勇前进杀敌,另一人则专门手持藤牌掩护,兼而割取被杀之敌的首级(古时作战以砍下的人头数来计功)。所以,三人小组前进时像一堵墙,宋军飞箭标枪碰墙即落,无策为破,一败再败,一退再退,最后连宋军大将张忠、蒋偕等都成了起义军的刀下鬼。诚如宋官吏李觏于《寄上孙安抚书》中所言:人人都认为侬智高的起义军如同“鬼将神兵,非人可敌,故锋刃未交,而心胆已碎。后败甚于前败,今日甚于昨日,徒使狂童,谓天无网!此所谓我失于速也。”这种三人小组战术的特点是:人与武器配备合理,三人之间相互照应,配合密切,攻防兼备,进退自如。“三人小组”集体战法,系侬智高将秦汉以来壮人善用的游击战术用于正规阵地战的创举。明代田州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率俍兵赴江浙征讨倭寇所用的“岑家兵法”,就是从侬智高的三人小组战术发展而来的。

壮族古代兵法,以“岑家兵法”最为系统和完整。它的精粹在明人邝露《赤雅》卷上《岑家兵略》中有载:“岑氏兵法,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割首之人,虽有 护主击刺者之责,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峤南锁记》和《赤雅》“云单君兵法”所记皆同〕可见“岑家兵法”较之“侬智高”,又有所推陈出新,达到了新的高度。明代赴江浙征讨倭寇时受瓦氏夫人统领的归顺、东兰、那地(今属南丹)、南丹四州俍兵(壮族士兵),排兵布阵精湛绝伦,扬名于世。当时的浙江巡御史胡宗宪曾亲眼所见归顺、东兰、那地三州俍兵作战,并在其著《筹海图编》中盛赞他们“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瓦氏夫人当年练兵时为了培养俍兵的集体观念、行动协调和配合默契,命人根据壮族的木履式样制成长木鞋,让士兵3人或6人一组共穿一双长木鞋练习赛跑。俍兵练习时必须结成一体,相互照应,默契配合,方能完成训练,倘有一人分心,注意力不集中,便会影响全体。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练兵方法,令俍兵施展“岑家兵法”时能齐心协力,配合协调,无畏向前,勇冠三军,打败倭寇(日本鬼子)。后来壮族群众效仿瓦氏夫人“同步”练兵法,在田头地脚、屋前屋后开展板鞋竞速活动以自娱。今天这项运动已经成为壮族体育比赛的项目之一。〔参见黄现璠等著《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黄现璠著《侬智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黄现璠撰《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一文,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18日〕

《赤雅》“野战条”还记载了壮民善以两人为一组的野战法,即:“临敌比偶而前,执枪者乍前乍却以卫驽。执驽者口衔刀而手援矢,矢尽,投驽夹刀,与枪俱奋。”清代鸦片战争后,各省的秘密帮会、会党应运而生,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的特产,壮族社会自然不能例外,三点会、天地会就是岭南壮族地区的特产。它们是法寇侵占安南造成边关屡起烽烟以及东粤西滇屡有军旅夹击从而迫使壮民进行自卫反抗的产物。当时的一些壮族农民起义军多从这些秘密帮会、会党产生而来。壮族近代农民起义军以及近代壮族地区出现的会党,结合壮族地区特有的地势环境,逐步从壮族古代兵法中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于桂西石山区的近代游击战略战术,概而言之就是“驰骋山弄,出没无常,驻移不定,行动闪烁,神出鬼没”。近代法国侵略者统治安南累犯云贵桂边境时,曾多次尝过会党的游击战苦头,从而叹谓:世界上最善战的士兵当为壮族山地兵。起家于“三点会”的旧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壮人)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打过大小数百仗,由于善用这套游击战法,几乎每战必胜。他训练士兵赤身趟水田,悄无声息地逼近欲取目标,同样属近代军事史上游击战术的独创。陆荣廷对军队制定的几个“不准”,与明代瓦氏夫人的几个“不准”如出一辙。《岑家兵法》许多精髓,皆由明代后的壮族义兵以及会党一代代传承下来。


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说:“尼伯尔高山兵”的勇敢世界第一;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说:“壮族山地兵”的悍勇善战世界第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说:“壮族山区兵”大大利害,这绝非空穴来风,实为他们在实战中多次吃过“壮士”(壮族士兵)苦头的经验之谈。


韦拔群幼时即是一个“故事迷”,对桂西地区广泛流传的《侬智高的故事》、《瓦氏夫人抗击倭寇》等民间故事早已听得滚瓜烂熟,壮族兵制古来的兵民一家之习,侬智高军旅结构的常备军与后备军之分,明代俍兵的有事出征无事归农之制,无疑都给了韦拔群莫大的启示。特别是他的家乡东兰一带,既是明代俍兵的发源地之一,又是清末“反清洪家会”(三点会支派)的起源地,因而他熟知壮族古代兵法和壮人贯用的山岭丛林游击战术自在情理之中。韦拔群不是农民起义军首领,更不是帮会、会党党首,他是现代早期农民运动领袖之一,曾在贵州讲武堂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和训练,因而从韦拔群领导农民自卫军在东兰开展清算和打击地方武装以及抵抗官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显然可见他将历代壮人千锤百炼的游击战术与现代军事战略战术知识融会贯通后运用起来似乎得心应手。1923年6月26日,韦拔群率领100多名农军战士潜入东兰县城清算六哨团总韦龙甫,后遭驻军围攻,韦拔群即刻下令农军撤出县城,显然运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法。同年10月20日,韦拔群趁东兰县城驻军罗文鉴营奉上司刘日福之命调回百色造成守城敌军力量薄弱之机,带领农军1500多人发起了第三次攻打东兰城的战斗,又运用了“避实击虚,以多打少,恃强攻弱,稳操胜券”的游击战术,结果开战制胜,一举破城。1925年12月21日,黄守先、龙显云和陈儒珍率领县警、民团、武篆的“红河护商勇”、那地的土匪潘建章部驻武篆的匪股和梁栋材部一起围攻农讲所时,韦拔群指挥农讲所学员打“阻击战”、“岩洞战”、“石头战”等游击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采取“吃下多少算多少,吃不下就跑”的游击战,从而使战士们丝发未损,无一死伤。

当夜11时许,韦拔群指挥农所学员、教员和农民自卫战士约三百余人,反起“那论夜袭战”,夜袭黄守先、龙显云的敌军于那论村(即那伦屯,下同)。即将天亮时,韦拔群考虑到敌人武器精良,天亮后对农军不利,至后半夜,便令全员收队回勉峨村(即勉俄村,下同)。这是“敌集我散,敌散我集,昼伏夜动,鬼神莫测”的典型游击战法。1926年1月4日,韦拔群率领农军和农讲所学员百余人火速赶往兰木围攻黄智渊的警队,接着追击闻讯前来解救黄智渊的红河护商勇,直追到离县城只有五里路的达有村方主动收兵,无疑打了一场漂亮的“围歼战”和“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同年1月17日,韦拔群率领武篆、兰木、泗孟三区农军数百人夹击蒙仁潜所率正规军残部约200人军于泗孟那火村,依然运用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预伏要隘,以逸待劳”的游击战术,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后又乘胜追击蒙仁潜部至凤山,农军遭龚寿仪所率正规军一个团的兵力突袭,韦拔群率领农军迅速撤走,这是对“行动闪烁,敌进我退,敌多我撤,神出鬼没”等游击战之法的灵活运用。

只要能保证农军实力,那怕损失点武器装备也再所不惜,可见韦拔群的游击战略战术思想的精粹。1926年2月5日,龚寿仪率领正规军一个团和黄守先、黄智渊、龙显云、陈儒珍等人率领的地方武装一行数千人突袭武篆区时,韦拔群率领农军主力退守西山,将农军缩编为精干的“锄奸团”,再细分为一支支小队和小组,分兵袭敌,既沿袭了“侬智高兵法”和“岑家兵法”中的小组战法,又巧用了“统一指挥,分开游击,势若倚角,互相呼应”的游击战术。不久,龚军入侵西山根据地,在韦拔群的统一指挥下,“锄奸团”和西山瑶民义勇大队伏击入侵之敌于西山根据地边缘的一个峡谷,又将“地雷战”、“石头战”、“伏击战”等典型的游击战法运用得炉火纯清,打得敌人鬼哭狼嚎,狼狈逃窜。当龚军吃了败仗后疯狂调集人马分三路进攻西山时,韦拔群领导“锄奸团”将敌入引入万嶂重叠、交通不便、易守难攻的西山山区,利用高山丛林、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运用“诱敌深入,避强攻弱,声东击西”的“麻雀战”法,打得敌人顾此失彼,不敢久留……。

到了抗日战争,中国现代游击战发展到了顶峰,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团结一心,采取游击战术为主的灵活主动战法……打得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防不胜防。当时右江地区的游击队在各个交通隘口运用“石头战”、“擂木战”与昼夜偷袭、神出鬼没相结合的游击战法,打得进山搜剿的日寇鬼哭狼嚎,悲鸣哀叹:壮族山区兵大大厉害,确实名不虚传,从而狼狈逃窜,长期不敢再进山。


〔以上内容摘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遗作)第135-1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壮族之“壮”字,就体格而言寓有魁梧强壮之意;就气概而言寓有壮发冲冠之意;就志向而言寓有壮志凌云之意。壮族之“壮”过去写为“僮”、“撞”等等,而“撞”字古义即含有“勇猛顽强”之意。历史上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一贯将壮族归为“南蛮”之一。“南蛮”虽为贬义词,但从反面说明了壮民于历代反抗封建统治的残酷斗争具有的不屈不挠的勇敢性格和作战中的无畏勇猛“蛮”气,由此凝聚形成的战斗力自然非同凡响。对此,“1931年2月在党的一份军事报告中赞扬说:‘七军的战斗力确有相当的强,成份上也以右江的农民(按:壮族)占大多数,而且士兵特别能吃苦,在中国红军中值得党特别注意。’” 〔引自黄现璠、张一民、黄增庆编著《壮族通史》,第79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曾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那个省(指汪东兴出生的省江西)算第四。”〔引自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毛泽东于此所说的广西人打仗第一显然是指广西的红七军队伍,不可能指新桂系军阀军队。而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师的红七军大多数为右江农民,其中壮瑶指战员占80%,这已为众多史料所证明。正如识者所言:1930年“11月红七军在河池整编,7000健儿中壮瑶指战员占80%。张云逸军长曾深情地回忆说:‘我这个红七军军长,没有右江各族人民的支持就当不成。’”〔引自庾新顺撰《伟大的壮举辉煌的篇章——纪念百色起义和龙洲起义70周年》,载《广西党史》1999年第6期〕《峤南琐记》载:“俍兵鸷悍,天下称最”,尤以明代归顺、东兰、那地(今属南丹)、南丹四州土司俍兵最负盛名。

近代抗法战争中吃过俍兵后裔“壮族山地兵”不少苦头的法国植民侵略者坦言:“壮族山地兵”的悍勇善战世界第一。由此可见:作为俍兵、壮族山地兵后裔的东兰农军、赤卫军和红军战士的勇敢善战似乎与生俱来。这就可以理解解放初期毛泽东为何会从众多能征善战的共和国将军中挑选广西壮族人韦国清担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一职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广西与越南交界,近代以来壮族人抗法经验丰富,韦国清了解地方清况;二方面是韦国清随红七军北上后相继担任过瑞金工农红军学校军事教员、红军大学总支书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新四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等职,军事理论和实战指挥水平出类拔萃;三是熟读历史的军事家毛泽东或多或少了解历史上的俍兵或壮族山地兵于山地丛林作战中非同凡响的英勇善战不畏死的素质。

韦国清到越南一呆就是5年,为越南抗法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军事贡献,特别是1954年,他作为幕后总指挥协助武元甲将军取得了越南获得独立的关健性奠边府战役的胜利,重创法国殖民军,可谓功不可没。韦国清15岁时即参加了韦拔群任总指挥的东兰农民自卫军,作为农军总指挥部的一名战士曾参加了1929年11月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由于他作战十分勇敢,红七军成立后,即被韦拔群选派保送到军部直属的教导大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显而易见:壮族人的作战勇敢,似乎为这一土著民族的原生基因所造就,又为自古以来他们“与天斗与地斗”的恶劣生存环境所强化,从而自然而然的形成为一种优良的民族性格。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能体现这点的壮族名将,自然首推韦拔群,正如邓小平于题词中所言:“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


〔摘自黄现璠等著《韦拔群评传》(遗作)第425-4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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