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垮台于1911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20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和孙中山的革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满清。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20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可以视为清政府“****”的开始。


那么,从1906年到1911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1906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9月1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动来动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1907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1907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9月20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10月19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1908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1907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1905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1908年7月3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1911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映,一个月后的8月27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1908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1916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1909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去年11月14日和15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犹犹豫豫,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不过,这一年10月,筹备两年之久的各省咨议局正式成立,主张立宪的士绅们通过地方选举纷纷进入各省咨议局,他们成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开博弈的政治力量,号称“立宪派”。在各地议会闭幕之际,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各地咨议局倡议,成立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预备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议局的基础上速开国会。立宪派士绅出身,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惧怕革命。在他们看来,唯有切实推进****,才能防堵革命的发生。前此,梁启超对革命党的分析颇能代表立宪派的看法。梁氏认为革命党可分两派,一派“专以煽乱为事者也”,一派乃“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这两派前一派人少,后一派人多,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认为,多数派只要“朝廷于****事业著著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那么,“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1910年:这是清政府垮台的前一年,这一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院,议员200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上年咨议局,今年资政院,按理说,这是清廷在立宪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但,咨议局显然已不满足资政院这一建制了,他们直接要求开国会。因为在清廷那里,资政院只是中央咨询机构,而国会却可以直接产生自己的责任内阁。把内阁权从清政府那里分出来,是立宪派开国会最直接的目的。因此,1909年咨议局甫开,就联席组成了“国会请愿同志会”。1910年间,该会聚集京师,连续三次请愿,要求清廷一年内开国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绵延数月之久,一直到资政院开院那天,请愿同志会来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获大多数资政议员赞同后,即上奏呈请要求。这是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联合行动,也是清末立宪派推动****的最关键之举。


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当然晓得其中利害。产生内阁的权力一旦易手,则意味着国家行政权的旁落,它当然不干。第一次请愿,朝廷维持九年预备不变。第二次请愿,依然维持九年不变。第三次请愿,朝廷压不过去,终于改口,改宣统五年(即1913年)准开国会,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时下诏解散请愿同志会,不准再行请愿,同时严敕各省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此一僵局,应该说是1906年以来立宪运动的一次大挫败,它表现为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双输”。立宪派输在三次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国会终究没有开成。清政府输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到此前功尽弃,这一次更把立宪派推入敌对阵营,直接导致次年自己的败亡。但,立宪派输得起,清政府却输不起了。前者毕竟还可以再奋再兴,后者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再输的时间了。这是梁启超共和之后的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纸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清即亡于次年的1911(宣统三年),史上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枪响是一个导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定此次即亡(尽管它事实上亡于此)。换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因为在军事上,北洋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党。冯国璋所部已经收复汉口,却兵不乘勇反而主动停战示和,这是袁世凯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纷纷脱清独立,这才是致清政府于死地的致命一击。朝廷只剩朝廷,便无以撑持下去。武昌起义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湖北独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于是和革命党合作了。其他各省独立,督抚和咨议局亦起极大作用(督抚大半也同情立宪)。那么,一向不主张推翻满清的咨议局为何不站在清府一边而是选择独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请愿的失败。据梁启超朋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轶事》文,在第三次请愿书中,立宪派等于是最后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什么叫不便要求国会,“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革命一词,几乎出自和革命派势不两立的立宪派之口,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机。但朝廷不谙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驱逐代表出京。这就彻底得罪了立宪派,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各代表闻此乱命,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不到一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这段话中应验。立宪派固不会起义,但它会响应起义而独立,因为它已经感到“政治绝望”(少数立宪派除外,如张謇)。假如国会应时而开,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枪响,立宪派也未必会推波助澜于独立。如是,时局则显然不同。毕竟一省数省的军事起义很难成功(如1913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强大的政治后援;何况彼时革命党在军事上还不占优势。因此,清政府如果检讨自己的败亡,原因固多,但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败亡而是政治败亡。进而言,它败亡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更何况大部分立宪派对清廷“政治绝望”,关键时刻,它当然和革命派合纵。天下大势,至此定矣。


这几乎是一幕“喜剧”。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知道大势已去,但为保全清室,赶紧下令资政院起草宪法,11月3日宪法19条出来,8日诏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宪派的主张,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这不是皇权服从宪权吗。比如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这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吗。比如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这不就是国会决定责任内阁吗。它所要保证的就是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而这原本就是立宪派的“虚君”交易。这是一个英伦政治的版本,立宪成功了。但,立宪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宪也就困难了(这是后话,此处不论)。转从清政府来说,时移事易,其他各条如果并无问题,唯独这第一条无法兑现了(梁启超此时依然建议“虚君立宪”,走英伦道路,未尝不独具只眼)。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腕者,利益集团之谓也)。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流泪宣布清帝退位。本来,改革政体,还可以保留大清国体;现在两体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划上句号。后人读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两个字:


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