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虎啸南疆》之六 家属来队 鼓励亲人上战场 生死两离 铁血男儿勇出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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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之六 家属来队 鼓励亲人上战场 生死两离 铁血男儿勇出征 (一) 我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可以说是公开行为,当时国内的主要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中越边境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发表讲话,中越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家属的心。部队进入战备,会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反馈到社会,无论如何保密都会有一些遮掩不住的迹象。因此,大量的部队家属陆续来到连队看望自己的亲人。我们部队河南籍战士较多,

之六 家属来队 鼓励亲人上战场

生死两离 铁血男儿勇出征

(一)

我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可以说是公开行为,当时国内的主要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中越边境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发表讲话,中越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家属的心。部队进入战备,会有各种不同的信息反馈到社会,无论如何保密都会有一些遮掩不住的迹象。因此,大量的部队家属陆续来到连队看望自己的亲人。我们部队河南籍战士较多,而这些战士当时都成了部队的骨干,一部分已经提干,绝大多数都是班长或者副班长,离部队的驻地也近,因此战士们的父母亲、未婚妻以及其他亲友大量来到部队。他们要求很低,很现实很直接也合情合理,就是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尽管当时部队有要求不让家属来部队,但既然来了,连队就要热情接待。所谓“热情接待”只不过是一句暖心的话而已,当时的条件没办法“热情”。部队住在大山里面,远离城镇,既没有宾馆、招待所,也没有饭店,吃住等基本要求都难于满足。刚开始还可以加一两个菜,派一个连队干部陪来队家属吃一饨饭,后来来的人多了,这点“热情”也做不到了。家属就只有同战士一起吃大锅饭,白菜或者是萝卜加点肉。住就成为问题,连队能够滕出来的小屋就只有六七间。当时部队住的营房是苏联设计的,也仿照苏联的管理模式,每一个排有一间小屋,叫禁闭室,是战士犯错误后用于闭门思过用的,里面刚好支一张床。在我十多年的军人生涯中,没有见过关过一个战士的禁闭,那小屋平时就成了放置种菜的劳动工具的地方。这样的小屋只有四间,加上连队有一间小仓库,合计才五间,又将连部的房子挤出两间,也远远不能满足来连队的家属住。被子、褥子也成问题,连队根本没有一床多余的被子,开始还能到后勤借,后来借也借不到了,因为每个连队的情况都差不多,各级都解决不了这个困难。男家属还好解决,全部住到班排去,与战士睡一张床,所谓“睡”,是象征性的,因为战士睡的是双层单人床,根本就睡不下两个大人,只能半靠半躺而已。女家属就只有几个人挤在一起,甚至和衣而坐。名义上亲人到部队看望战士,其实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多给两个小时或者半天的时间在一起。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本没有时间让战士与自己的亲人呆在一起,再加上老兵都是骨干,新兵训练要他们去组织去带领。有的战士的未婚妻来部队,说几句知心话的地方都没有。高涨的战斗热情,被激发起来的爱国精神,使我们的战士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为祖国而战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平凡的战士作出的行为是不平凡的,甚至是伟大的。记得一班战士邵永江,他的未婚妻是揣着结婚证明来部队的。女方知道部队要上战场,坚决要求与他结婚,连里干部根据他们的情况也调整了一间小屋让他们住。但邵永江却拒绝了未婚妻的要求。女方多次哭着说,来部队时双方父母、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知道自己是来部队结婚的,现在让自己回去,怎么向亲人交代。而小邵却认为自己即将上战场,生死难料,与未婚妻拿了那张纸,如果自己牺牲了,就害了苦了她一辈子,更加对不起她。从内心说,连队干部是希望他们结婚的,甚至有点同情的心态,但小邵的态度十分坚决。当大家送走他的未婚妻,看到那肿得桃子一样的眼睛时,我们的心都是酸酸的。邵永江,1958年生,1977年1月入伍,河南省于城县人,一个墩墩实实的汉子,诚实得有如一条成熟的老牛,有非常过硬的军事技术,1979年3月3日在对越作战菲靠(727战斗)战斗中牺牲。

战士的父母去到连队与连队干部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交给部队了,希望多关照!”

除了战士家属来到部队外,干部的家属也陆续来到部队。一天连长王荣森给我说:“老许啊,你赶快去汽车站接你的家属啊!”我说:“开什么玩笑,我的家属怎么会来部队!”

我爱人是教师,按照过去的惯例,她们放寒假是会带着女儿珺珺到部队看望我的。部队在春节前进入战备,我立即给她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出差,让她母女俩千万不要来队。

“我已经不让她们来部队了,她们不会来的!”我说。

站在旁边的司号员田再中看着我嘿嘿直笑,我骂他:“你嘿嘿什么,臭小子!”他说:“是真的,刚才接到营部的电话了!”我根本不相信事情是真的,不想理他们。连长见我真不相信,就一本正经地说:“是真的,你赶快到汽车站接人吧!”我回道:“扯淡”!司号员见我不相信,才老老实实说:“连长让我给周老师发了电报,让她马上来部队。我没有告诉你,刚才营部通讯员通知,说已经到汽车站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也出乎我意料之外。

原来连长王荣森背着我,让司号员田再中到驻地邮局给我家属发了一封“外出来队”的电报,我爱人接到电报的时间是79年1月22日晚上6点多,由于在她们放寒假前刚接到不要来队的电报,又突然接到一封叫“来队”的电报,不知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赶忙筹集路费,收拾孩子的衣服,慌慌张张忙完已是凌晨两点多了。那时我们家乡的交通非常不方便,来部队上千里的路程,而从我们县出来,只有两种走法,一是乘汽车到奉节,再坐轮船到武汉换火车,二是坐小木船到巫山,再转乘轮船到武汉换火车。无论到巫山还是到奉节,最快也要两天时间,还要运气好,能顺利买到车船票。当时我国交通非常落后,最难买的是车船票,特别在春节期间,能不能买到票是最没有保证的事情。最稳妥的办法是步行到奉节,但要走一百二十里山路。我爱人决定步行走路!听她后来说,她们在她的堂弟的护送下,于凌晨两点多步行从上磺出发,天快亮时到达我的老家红岩。腊月的山区,没有一点月色,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凄厉而寒冷的山风吹得人直流眼泪。女儿在舅舅的背上冷得直打罗嗦,偶尔有猫头鹰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骇得孩子想哭又不敢哭,只有紧紧地抱住舅舅的脖子悄悄地抽泣。一支手电,照得了前头照不了后头,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在经过一个叫老观音岩的地方时,一边是陡峭的寸草不长的山岩,一边是光秃秃的万丈深渊,稍有不慎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两兄妹护着孩子互相牵扯,走到我老家红岩时,天才麻麻亮。叫醒我弟弟许科华,说明来意,弟弟二话没说,披上衣服,背起侄女就走,只有他才熟悉那段在大山中蜿蜒曲折的路程。从我老家红岩到奉节县城是九十里山路。说是“路”,那只是慨念上的一个名词,其实是没有路。所谓路,就是穿行在两座大山之间一条长江支流。那支流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花园河,其实就是一条季节性的泄洪沟。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五、六十米,而最窄处不过几米。雨季来临时,山洪猛涨,如万条蛟龙相互绞杀,最高的落差在百米以上,土黄色的溪水裹挟着桌面大小的卵石奔腾而下,发出雷鸣般的吼声,冷风飒飒,寒雨飘飘,令人毛骨悚然。山洪水巨大的力量将坚硬的岩石切割出幽幽的峡谷,大水退后,满滩的巨石,怪状嶙峋,大的比房屋还大,滑的比泥鳅还滑,而在巨石之间就是深不见底的水坑,俗名叫“绿阴沱”。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掉到溪水湍急的水沱中去。在这段路上几十里不见人烟,在解放前,基本是土匪“关圈”的地方。莫说是女同志带着孩子摸黑走夜路,就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白天行走,心里都会发毛(现在这条路基本废弃,改道修了公路,很少有人行走了)。可以想见,在如此险恶的峡沟之中,要步行走九十来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真是天随人意,他们赶到奉节时居然买到了当天的轮船票,母女俩风尘仆仆提心吊胆地赶到了部队。

2月12日下午,连队接到命令,所有来队家属,必须在13号9点之前离开部队。部队要出发了,要踏上血与火的战场了!在这生离死别的关键时刻,既是考验每一个战士也是考验每一个家属的时候。当我们把上级的要求告诉来队的亲人的时候,无论是刚来部队的妻子,还是白发苍苍的父母,无论是刚刚赶到部队的兄弟姐妹,还是满怀甜蜜的未婚妻,没有一个拖战士后腿的。他们鼓励、支持自己亲人勇敢地奔赴战场,他们在血肉之情与祖国需要的选择之间,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他们知道,此刻的亲人可能一去不复返,不是生离而是死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嘴里说的却是“平安”“再见”的话语。

当晚,我忙完连队的工作,回到家属宿舍时已是凌晨一点了。妻子还在等我归来,孩子已经沉沉睡着,我在她红红的、苹果似的园脸上轻轻地亲吻着,试图将她那酷似父亲的面孔刻入脑际。妻子在一旁静静地流着眼泪,她已经知道了必须明天离开部队的命令,她也知道,我们连队是主力连队,作为主力连队指导员的我,不死都会脱一层!她也知道我的想法,是抱着必死无疑决心的。她已有万念具灰的想法。我勉励她说:“没什么!我死不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好好地带着孩子让她努力读书!一切都拜托啦!”我调侃的语言并没有消除她的痛苦,眼泪更加流了下来,为了不把孩子惊醒,她忍住自己抽泣,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那种生离死别肝肠寸断锥心裂胆的痛苦,是没有经过此情此景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感受不到的。我强忍住泪水,默默地帮她收拾东西。为了留点东西作纪念,我把手腕上带着的梅花表取下来与她的上海表作了调换。当我帮她收拾好孩子的衣服和我在部队的一些碗碗碟碟时,天色已经微明。我刚眯了一会,紧急集合号就划破了清寒的晨空。按照按排,我和郭生贵战友一起立即送家属赶到团部汽车站,没等她们上车坐好我们就跑步回到了连队。


消息及时,路途较近的家属都带着孩子赶到部队与自己的亲人见了一面,这是非常幸运的,没有牺牲的留下了珍贵的回忆,牺牲了的也可含笑九泉。遗憾的是那些在牺牲之前既没有见到自己的爱人,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没见到一眼的战友。我连副连长苏建国,战前任三排长,组织已经确定转业,领导都找他谈话了。部队进入战备,组织决定他不能走了,并提升为副连长。我们部队开始的作战方向是云南,因为他是云南人,对中越边境的情况相对较熟悉,就派他随同上级领导前往接受任务,熟悉情况。听我老乡战友谭仁洲说:“我团前往接受任务的第一批是四十人,大家同乘一辆火车,在火车上除作些必要的准备外,其余时间就开玩笑、说笑话、打扑克消磨时间。因为我原来也是七连的,同苏建国本来就熟悉,后来两人都在团球队打球,彼此非常熟悉也很友好。在打扑克时建国开玩笑说,如果这次我拜拜了,在马克思那里报了到,老婆孩子就拜托给你们了。”他后来真的牺牲了,他没有见到自己妻子一面,更加遗憾地是连自己亲生女儿也没看过一眼。建国的爱人在云南畹町县广播局工作,一直没有去过部队,在打仗之前,给建国寄过女儿的一张照片,三四个月的女儿胖乎乎的,女儿出生几个月了,但他一直没机会探亲,一眼都没见过,只好把照片珍藏在身上,有机会就拿出来看看。后来他牺牲了,我在他牺牲的地方找到了炸得粉碎的军装,唯有左上装衣袋中的钱包还在,钱包内有她女儿的照片,照片上沾满了血迹,血迹图染下是孩子那双大眼,那双大眼至今萦回在我的脑际!三十余年了依然是那般清晰,那般揪心捏肺!现在她也满而立之年了,作为烈士的女儿不知她的情况怎么样?祝他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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