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战军事方面失利原因:野战军不断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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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7_28_31392_11531392.jpg[/img] 美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解放军进北京 资料图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


国民党内战军事方面失利原因:野战军不断被削弱

美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解放军进北京 资料图


虽然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具有对中共的全面军事优势,然而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胜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自内战之初起,国民党就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完全的胜势,并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优势。


从现有资料看,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虽然主战派占据上风,但并未形成对战争指导的全盘战略部署与战术规划。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第306页。


战争的进行,基本决定于蒋介石的个人决断,而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视中共为“流寇”,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但由于现代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纵使流窜亦无喘息的机会”;因此只要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告成。《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


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且“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蒋的作战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


蒋的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在全面内战初期的攻势中,国民党军在进据交通线、扩大占领区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历经实战之后,却显出其不符合战场实情及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并不拘泥于固守某地,在必要时连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弃,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当时各地间的现代交通线路尚未成网(只有东北是例外),同时国民党军的能力也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部队运动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莱芜之战可为例证。1947年2月15日,国民党军占领鲁南重镇临沂,蒋介石因此认为“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而事实恰恰与蒋之论断相反,中共部队系主动撤出临沂北上,随后李仙洲部被歼之消息传来,可见中共部队既不“负隅”,而国民党军也不能阻止其“流窜”。


由于蒋介石固执于自己的一套逻辑,使国民党军斤斤计较于占领点线,但这些点线非但无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领点线的军队成了蒋自己后来所称的“呆兵”,使一线攻击部队越来越少,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


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蒋介石还主张打速决战,他认为:(1)国民党以优势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中共决战之自由;(2)国民党军装备优良,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国民党的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蒋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级将领最初也对速战速决抱有莫大之期望。蒋介石在与马歇尔谈话时,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军队。白崇禧认为,可以在一年内结束“剿匪”军事。参谋总长陈诚更是自信在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内便能解决。Marshall sMissionToChina,vol 1,UniversityPublicationsofAmerica,Inc Arlington,Virginia,1976,pp 405-407;上海《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7日。


然而,国民党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与其速决战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能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战争进行一年之后,“剿匪”军事非但未能结束,国民党却被迫在军事上转入全面防御。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他的设想,但他并未据此制定出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1946年6月1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曾致函蒋介石,提出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联络;再以津浦南、北段、胶济路、鲁西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中共主力;再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邯郸,封锁太行山区,打通平汉路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回师会攻延安。


以上部署及指导,应区分守势方面与攻势方面,分期实施,并以中共主力为目标,逐次消灭瓦解之。蒋对此并未有何反应。《蒋档·特交档案·分类资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6号。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北京军事图书馆藏抄件。


因此国民党军初期的进攻重点为苏北到山东一线,这样的部署有其政治和军事考虑。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国共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进行全面动员,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发动军事攻势;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沿交通线的阻击战,使国民党军的部署迟迟未能到位,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


攻势发起后,国民党军的进攻面越铺越大,企图实行全面进攻,但在实际上,其军队的部署无法达成全面进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势,结果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3月东北开打,关内尚在停战;及至7月苏北大打,东北又处于相对平静中;直到10月才有了苏北、华北、东北的全面攻势。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认为,中共因此而于内战初期在军事布局上处于有利形势。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以全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就是说,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个方向上,对付主要敌人。两翼(指西北和东北 作者注)虽有敌人的威胁,但危险不大,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弱,又受到牵制。我们的后方是稳固的(只是在东北地区要加紧剿匪,肃清内部敌人),必须认清这个局势,决不可丢失这个良好时机和有利的战略形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31页。


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也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如此,“部队东遣西调,顾此失彼,攻守进退,恐将失机。”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第57页。参谋本部亦有人认为,“今日全国无重点,用兵如此决无胜算可言”,建议陈诚“应在鲁南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扫荡陇海路以北地区”。《郭汝瑰日记》,1946年9月7日。根据中共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约占总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时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约占总兵力的50%。《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这样的兵力数为中共野战部队数量的二倍还不到,加之分散于各个战场,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之缺失,国民党将领并非全无体认。1946年11月,陈诚在北平召集各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与会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众为寡、各战区协力行动的共识。《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Shih huiCollection,RareBooksandMemuscriptLibrary,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USA。在军官训练团讨论时,不少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为:“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


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亦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1947年);国防部三厅二处编《绥靖作战检讨》(2),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有鉴于此,1947年3月,蒋介石决定实行所谓重点进攻计划。他对其设想作过如下的解释: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为此,蒋以山东作为国共两军的主战场,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


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分析:“进攻山东,是他(指蒋介石 作者注)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而国民党战史亦认为,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只是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郭汝瑰回忆录》,第244、420~421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334~335页。


因此,蒋介石是否有确切的主观意图发起重点进攻尚须研究,但无论如何,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曾给中共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而因国民党军战区间和战区内的协同不佳,未能根本改变国民党的军事处境,所谓重点进攻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总之,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从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也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换言之,如国民党战史所承认:“扩展空间之作战,必须全面进攻,不但行动迟缓,且兵力形成分散,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不但不能牵制敌人 反而易于被敌人所牵制,授予敌人机动作战之好机。”《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123页。内战之初国民党军的失利,绝大多数发生于运动战中,诚非无因。


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页。内战经过的事实验证了中共的判断,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秦德纯亦承认:“国军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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