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孙元良是如何狡辩的(完整版)

天之翔宇奈何 收藏 8 2397
导读:有人上次发了个孙德狡辩贴,那个不完整,叔叔发个完整版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

有人上次发了个孙德狡辩贴,那个不完整,叔叔发个完整版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本文内容于 2010-7-28 13:21:28 被小编a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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