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最早提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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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 近代史研究,作者:黄道炫,


对于中国抗战持久战略的制定,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广大爱国人士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可以说,持久战略的提出、形成、完善是全民族合作抵抗侵略的产物。本文试着重对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思想作一比较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迫日甚一日。国内广大爱国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抵御日军侵略,确定抗战方针的呼声则日益高涨。面对日军的侵略,当时国内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中、日两国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日本显非内战连连,国力衰颓的中国所可比。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客观上存在悬殊差距,中国要想在对日战争中一举击敌获得速胜,可能性极为渺茫。就中国而言,可以设想的最佳结果是利用广土众民的特点,积极防御,拖延时间,与日军周旋,此即一般意义上的对日持久消耗战略构想。


早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持久抗战的议论和设想已不鲜见。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于此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议论。[①a]蒋介石也逐渐形成了初步的认识。一二八淞沪战役后不久,他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即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①b]1934年,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他更多次强调在未来对日战争中,要步步为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指出:“日本人如再要来侵占我们内蒙、华北,比东四省一定要难过无数倍。在这种长久的时间和复杂的情形之下,我们无论如何也可以有办法来抵抗收复我们的失地。这就时间上来说,实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根本弱点,也就是我们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一个据点。”[②b]他提出对日作战的五点方针,即:“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第五,组织并训练民众。”[③b]当然,蒋介石这时的对日政策战略方针尚处在构想阶段,还不明确、具体。


1935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开始把对日抵抗准备提上日程。这一年他拟定的对日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取最后胜利。”[④b]6月,他就华北事变作出批示,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为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但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属长期之战争,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在准备工作未完成前,惟有忍辱负重以待准备之逐步完成。”[⑤b]这一时期他特别重视西南地区的建设与稳定,在中央军进驻西南后,他驻留西南达半年之久,其间数次致电孔祥熙,促其在财政金融上向四川倾斜,指出:“此时方针,当重在先定川局,再图大局之挽救,故多费几钱,总在国内民间,不算吃亏,切勿作普通事一律看待也。”[①c]当时,包括蒋百里等人尚只把中国最后抵抗线定在湖南以东一线,而蒋介石:已把视野落到西南,可见,他对抗战艰巨性的认识是比较充分的。正是在富饶而又险峻的西南地区,他逐渐找到了抵御外侮的自信。1935年10月,他发表讲演谈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②c]西南抗战根据地的确立,为持久消耗战略打下了第一块柱石。


1936、1937两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中,基本体现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规定对日作战总方针为:“为保全国土完整,维持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③c]当年国防计划大纲中规定了自北向南的五条抵抗线,并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④c]持久抗战思想明确反映到军事部署计划中。1937年国防计划大纲对日抵抗色彩更为浓厚,其所标揭作战指导要领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①d]持久战方针正式写进了国防计划。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方针还未也不可能完全定型。国民政府在提出持久消耗方针同时,对为什么要持久,如何持久都没有明确的想法,持久战略基本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定,缺乏实际的丰富内涵。蒋介石等人对持久抵抗虽有一定准备,但对由此必然导致的巨大牺牲也有相当顾忌,对依靠国际力量,与日本速战速决,仍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们一方面屡屡强调持久战的意义,另方面又仍视其为不得已的选择,私存侥幸之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持久抵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共在持久方针提出时间上,从现有资料看,要稍晚一些。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②d]次年4月,张闻天撰文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③d]


中共的持久战理论一经提出,就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更为丰富的内涵。193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系统阐述了中共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将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必须坚持运动战的原则,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战,贯彻经战略持久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指出,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的抗战力量将一天天高涨,反之,非正义的日本一方则将不断走向衰落。中日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毛泽东的谈话,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有效持久抵抗的运动战方法,向外界表明了中共通过持久抵抗战胜日本侵略的坚定信心,对持久战略的形成、贯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确定抗战战略成为当务之急。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①e]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有中央及地方军政要员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战略方针。关于这一战略,何应钦曾概括为:“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②e]


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与战略运用两方面内容。动员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是为持久消耗战略的最高目标。抗战初期,蒋介石贯彻这一目标较为坚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坚强的个性[③e],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他别无选择,唯一出路,即在奋起抗战。因此,当日军进逼平津时,他致电平津地区实际负责人宋哲元表示:“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①f]8月,他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指出:“战争不发动则已,一经发动,必定延长,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号召全体将士:“持久死守,来消耗他们的实力,结果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在一次与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上,他强调:“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②f]


在等待时机、拖垮敌人这一信念支撑下,抗战初期,虽屡经挫败,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仍能不为所动,坚持抗战。南京失守后,蒋发表告国民书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广大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③f]武汉会战时,中国统帅部作战计划明确规定:“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④f]此役开始较熟练地在战役组织中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即进入旷日持久的对峙阶段,日本速战速决屈服中国的迷梦被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战意志所打破。虽然这期间蒋介石也有过企求速胜的急躁情绪,并对依赖国际干涉及外交努力达成和平抱有幻想,但持久消耗的基本原则仍大体得到贯彻,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国民政府持久消耗战略在具体运用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关于持久消耗的方法,蒋介石主要是出了十二个字,即:“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他具体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未来战争的成败,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有一切的土地,不作生产上的利用,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要谋求种种有效的方法,使地能尽其利,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我们现在要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①g]利用广土众民的优势,尽量消耗敌人,以达到拖垮敌人的目的,是蒋介石实行持久抗战的基本依据。


如何有效消耗敌人,在敌欲迅速消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既尽力避免与敌主力过早决战,同时又达到阻敌迅速前进的目的,这是中国统帅部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日寇汹汹而来的形势下,进行顽强抵抗,充分打击杀伤敌人,遏制敌军侵略势头,是持久消耗抵抗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掌握消耗的效率和限度,避免被迫进行过早的主力决战,又是达成持久抵抗的基本条件。故而,中国统帅部特别重视争取战场主动,强调要“致人而不致于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拒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凡我军放弃的地区,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避开敌人的企图,同时逼迫敌人入于我方自动选择之决战地域,予以打击,长期抗战,此为最大要策。”[②g]他还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③g]按照这一思路,抗战初期,中国通过淞沪会战等作战部署,客观上达成了使日军主力由华北分流至长江流域的战略意图[④g],使我军沿战力相对较强的长江流域节节抵抗成为可能。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作为淞沪会战的后续战役,基本未出中国统帅部的意料。淞沪会战及长江流域战场的开辟,对中国达成持久抵抗部署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持久消耗战略的运用上有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纯的防御战术所致。在对日消耗战中,蒋介石过多强调深沟高垒的阵地防御,没有充分估计到运动战的巨大意义,屡屡要求部队坚守阵地,“以雄厚的兵力,作纵深配备,准备充分的弹药、粮秣,为持久战守之计”。[①h]阵地消耗战虽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有一定作用,但在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单纯的阵地防御,也极易损伤有生力量,影响战略持久。蒋介石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深藏的潜力,对动员全国抗战力量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依靠人民群众的游击战缺乏足够认识,其持久消耗战略仅仅限于单纯正规军的军事行动,持久的意义、作用因此大打折扣。应该说,蒋介石的持久消耗战略基本还只停留于感性层面,零碎不成系统,远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在这一问题上,当时一些军事学家和爱国人士的议论倒不乏真知灼见。蒋百里阐述运动、速决和持久的关系时说:“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速决为手段。”[②h]施复亮则提出“民主的抗战”的口号,主张:“我们的抗战,必须是全面的抗战。所谓全面的抗战,不仅在地域上要全国一致地抗战,而且要在社会活动上各方面一致地抗战。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能单限于军事方面,必须扩张到政治、经济、教育、宣传各方面去。”[③h]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持久抗战战略的核心。当然,真正从理论上全面、透彻阐明持久战略,并在实践中坚定贯彻执行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


当然,在充分肯定中共持久战略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战指导对战争全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情况下,国民政府贯彻持久消耗战略,在正面战场积极与日军周旋,并力争在战争全局中争取主动,打破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这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另外,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策定及阵地消耗战的艰难、持续进行,也使我国获得了稳定的抗战后方,保证了抗日持久战的平稳发展,为中共武装开展运动战、游击战,争得了宝贵时间。


总之,持久抗战战略的形成、发展,是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典范。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人士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文中所引用之出处-------


①a陶菊隐说:“百里的国防计划,中日战事一旦发生,中国的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贯流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页。


①b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90页。


②b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1册,第463页。


③b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1册,第455—456页。


④b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4页。


⑤b黄杰:《老兵忆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89页。


①c《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36页。


②c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471页。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再次谈到:“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仍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前揭书第14卷第653页。


③c《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④c《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①d《民国廿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②d《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153页。


③d《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①e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册,第583页。


②e何应钦:《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


③e当时有人对蒋、汪在抗战爆发后的态度作一比较说:“蒋公兴致甚佳,甚兴奋,可佩。昨晚还广播,常见外国记者。汪公似甚忧虑,无固定之主意,好人,然恐应此变局有所阙也。”傅斯年1937年10月11日致胡适函,《胡适秘藏书信选》(上),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5页。


①f《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42页。


②f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51页。


③f《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2册,第536页。④f蒋纬国:《抗日御侮》第3卷,第711页。


①g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3册,第94—95页。


②g蒋介石:《抗战军事与外交》,《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编印,第3852页。


③g《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第45页。


④g参见拙文《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①h蒋介石:《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122页。


②h蒋百里:《速决与持久》,《蒋百里先生文选》,国防学会1943年辑印,第257页。


③h《抗战言论集》第1辑,上海进化书局1937年版,第12页。


楼主个人评论:


客观的看,有三点可以确认:


一、国共两党在持久抗战力争胜利这一战争总目标上基本一致,


二、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存在重大差异,中共持久战依靠的是全国广大民众,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将持久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上,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的抗战态度远不如中共坚决,战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显不足。


三、中共持久战理论强调运动战、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从战略高度对游击战进行了重新阐释;而国民党方面则过多依赖阵地消耗战,战术上缺乏灵活性,战略上也不具备中共表现出的强烈创造性和远见卓识。


与其说蒋介石消极抗战,不如说其积极性不足,这也是由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过多考量造成的。蒋介石还是没有到达毛泽东主席的境界和地步,却也不失为一枭雄,摆平党内纷争,压制四系军阀,争取国际地位,在抗日的战场上,把蒋介石说的一无事处是不公正也不客观的,事实上,本人一直认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是唇齿关系,或者说,共产党如没有国民党的正面牵制,将无法开展出如此规模的敌后战。


历史已经过去,客观看待才能对将来有所警示和帮助。(维京志愿师)

本文内容于 8/2/2010 2:08:56 PM 被维京志愿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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