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看三十年(未定)--兼评改革教大五毛任志强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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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住房问题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将住房制度的“集体建设”强制转向了开放商和政府垄断的供给方式,成为了当前社会GDP盲目增藏的生机,却成为了普通劳动者心中的万恶之源。


八零后的一代深知商品房本身的无数罪恶,知道政府、开放商与银行三者的互相勾结。却不知道曾经有一个集体建设的住房制度,在健康的发展进程中被强制中止。


曾经的工人阶级拥有稳定的产业工作,在企业内有牢固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福利住房成为了一个必然兑现的制度性承诺。在福利分配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自信心。使得适龄青年只要有正当工作,即便还没有分房,也可以抛开顾忌组织家庭,生育后代,把工资收入用于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或者积攒起来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做打算。相比现在,以八零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因为住房问题普遍推迟结婚,节衣缩食,更不用说生育后代。


住房对八零后的我们意味着两个家族毕生积蓄,使得婚姻的风险成本高到不可理喻。住房不仅仅是夫妻的问题,还是两个家族的问题。因此物质考量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提高到损害真感情的地步。这还只是组建家庭时必须解决的危机。不知道八零后家庭迎来属于我们这代的离婚潮时,还会有怎样的社会动荡。


住房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心二字啊!


在一个住房有制度化承诺的时代,没有分到房的年轻人拥有安心,很自然地谈恋爱、组建家庭。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成家之后总会优先得到分房机会。


在一个开放商拼命忽悠房价将持续疯涨的时代,没有房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安心组建家庭的。改革神教的精英们总嘲笑年轻人对住房有过高的期许。他们和西晋的傻皇帝一样,看到老百姓饥荒吃不了饭,问他们为何不喝肉汤?


为何要买房不租房?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经历过的人都明白:


1、 如果要安居乐业,这个家庭在一生中迟早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而不是寄人篱下的


2、 房价像开放商鼓吹的这样无限疯涨,不尽早买房,就永远得不到属于自己的住房。收入提高连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速度都跟不上,如何跟得上房价的变态飞涨?


3、 如果住房是婚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它一定是婚姻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一旦结婚,怀孕、分娩、奶粉、养老、子女教育、家庭成员的医疗保障……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超越买房,成为不得不解决的头号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全都意味着大量的金钱,一点不比每月房贷轻松。婚后不可能靠积蓄再准备首付的


4、 从结论上说,以开放商和投机者永远垄断房市为前提,如果我们结婚初期不解决住房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住房问题。


两个时代相比较的时候,改革神教还在不断地宣传:制度性住房承诺才是通往奴役之路!你们这些想要拥有自己住房的年轻人,仅仅是“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提高了!”


我真不明白,到底何等尊贵的奴隶,可以逼迫国家机器,逼迫绝大部分企业为收入公平和住房保障做出责任性承诺


我真不明白,到底怎样卑贱的自由者,仅仅为了结婚和抚育后代的天伦之乐,就要将两代人毕生积蓄的血汗拱手送与投机分子,还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给世界上最富有的机构还债,一旦遭遇困境就将被举家逐出自己安生立命的住房。


注①:中国人还只面临房价高的问题,尚未触及房贷问题的本质。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以住房贷款为代表的社会保障体系,恰恰是金权贵族把危机转嫁给中产阶级的最好工具。


两代人买房只是开场白,在经济危机爆发时银行收房才是重头戏。


这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表现尤为显著。参见迈克尔·摩尔反映次贷危机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220LnqJG2iY/


8 贪污腐败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表面上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社会不公平。实际上,权钱交易使得一切政治经济领域内,抢劫劳动者的行径得到公然认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仇恨,远不只是贫富不均四字,更多的是仇恨权钱交易的根本目的——庇护对劳动者的侮辱和掠夺


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


我们八零后的一代,绝大多数的抱怨和愤怒来自于:即便我们花费了无数努力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艰辛换来的成果,却还要在一次次不公正待遇中(医疗、教育、住房等)被人劫掠走。


正是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平正义绝不是改革神教宣传的表面上的均贫富问题,公平正义本质上是捍卫劳动者的尊严、保卫劳动者的成就。不让我们在婚娶、孕产、后代教育、疾病治疗的天伦需要的时候,劳动果实被强盗化的社会规则掠夺走。


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


改革神教一直哭嚎着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却总在回避一个话题:满足人类一生中最重要的基本需求,实现劳动人民之间有尊严的、相亲相爱的社会关系,到底有多大价值?能抵得上多少物质财富?[/b]


然而即便是改革神教也愿意承认,新中国物质匮乏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工业文明时代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极端不公的世界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帝国,凭借他们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树立了他们的霸权主义经济秩序。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用自己生产的产品直接换取出产国的能源和原材料,而必须先把自己的产品换成美国印刷的“世界货币”,再用“世界货币”在超级资本垄断的“国际市场”上换取能源和原材料。


而这个国际市场的准入前提,是必须摧毁中国国内捍卫劳动者尊严和利益的公平公正原则,破坏劳动者自身的组织力量,公然允许通过政治与经济特权掠夺抢劫劳动者——关键是要而外国资本拿大头。这个食人的世界秩序本身才是最邪恶的[/b]


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提高了物质上的生活水平,但改革中的各种弊病,诸如腐败、两极分化、掠夺式的“保障”体系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劳动者最基本的尊严和情感,只要这些问题存在,所谓的改革就从来没有成功过,也绝没有获得真正的进步。[/b]决不能为了追求表面的物质提升,决不能为了少数富人享受的物质富裕,而放弃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难道仅仅为了电脑和手机,就要把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改造成男为奴女为娼的剥削社会吗? [/b]


正是公平正义,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获得了主人翁的政治经济地位,人格和精神上得到解放,才根本上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爆发了建设祖国、创造财富、享受权利和自由的欲望——才使得新中国六十年来能够持续增长。而这一切是通过漫长而艰辛、甚至血腥的斗争才得到的。


父辈们总是听到“决不能忘记斗争”的教诲,就是怕与苍蝇斗争的艰辛、让人们忘记了保卫居住环境卫生健康的巨大收益。


9 富人施舍与弱势群体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八零后的一代已经不知道中国人民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举世罕见的自救与重建,不知道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北大荒的故事,意识不到劳动者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会拥有多么伟大的力量。改革神教在不停地给人洗脑,试图把谎言说一千万遍使之成为人脑中的真相。


改革摧毁了中国的公平正义,让绝大多数劳动者在有能力购买娱乐和装饰品的同时(为了获得社会自信),却陷入无法满足人生基本需求的困境中。大多数的劳动者失去了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失去了属于劳动人民的组织力量。没有了集体的力量,在面对自然灾难和个人命运导致的贫穷时,必然会陷入无法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极端困境。


于是反而让那些在强盗化制度下暴富的少数人拥有了“慈善”的能力,把他人的困难变成了展现自己政治经济实力、塑造自己社会形象的作秀良机。改革神教却把这解释成“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儿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 [/b]大道废有仁义![/b]


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这个词语是如此伤害中国劳动人民的情感


——新中国一穷二白,劳动者们团结起来,筚路蓝缕,把中国建设成拥有独立工业体系、独立国防体系、工农业自给自足,拥有崇高的国际地位、与美苏相抗衡的国际影响力。


能够一手创建一个伟大国家的劳动者们,居然成了这个时代的“弱势群体”! [/b]


是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用体制化的抢劫制造劳动者的贫穷、艰辛。个人的奋斗犹如薛西弗斯的推石之刑,每次稍有成绩,石头便会滚落山地,一切从头开始。


劳动者在过度操劳的工作强度下,微薄的收入却仍然上不能赡养父母、中难以组织家庭,下不能抚育子女;还要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医疗教育住房问题上一次次被抢劫;不止如此,一旦经济环境动荡,出现由资本巨擘自己导致的经济危机时,还被股市下跌、下岗裁员、次贷危机转嫁了灾难。这种成就感反复被剥夺的精神摧残,让无数年轻人陷入了深达灵魂的疲惫之中。


然而改革神教如何看待劳动者的这些苦难?他们说这是一群“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b] [/b]的懒人[/b]


10 从“剥削”到“打工”


改革开放让更多人拥有了产业和自谋生路的机会,同时也产生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抑制困扰着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经济与生存的问题。五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条石”遭遇让这个曾经是民选的国家主席成了囚犯,正在于剥削与阶级斗争的错觉不但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所有的中国人在名义上的公平分配之下成为了为公有制打工的努力。被以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标准限制为最廉价的劳动力,用甘当一颗螺丝钉的雷锋精神奉献着几代人的青春。严格的就业条件限制才是形成于早就最严酷的剥削的基础条件。那时人们没有就业的选择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劳动力价格的谈判权。


改革开放以少数人拥有产业和多数劳动者“自谋生路”为名,搁置了雇佣与剥削之间的争议。劳动者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可改革神教却试图用奥博的名词置换我们的切身感受。在这个“智慧出,有大伪”的时代,政客、学者、媒体三位一体地宣传他们的新宗教,为剥削压迫的意识形态服务,束缚一切人的斗争意志。


正是当年哲学家和劳动者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使得劳动者拥有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理论武器。中国人民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历史中,发展出了属于我们文明的武器,毛泽东思想。


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反抗压迫,难道需要向敌人解释吗?道理是对亲人和朋友讲的,是为了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才需要理论武器,用来破除各种遮蔽人们良知、困缚人们斗争意志的迷信。


正是有了这样的武器,新中国才能在历史上几度击退了旧秩序的反扑。在那个时代,少数人即便发展出了庞大的、惟命是从的政治派系,坐拥国家第二高的政治权力,也不能违背人民意愿、把国家带向剥削压迫的道路。于是中国在公有制的社会环境下,虽然物质匮乏,虽然斗争激烈,但劳动者仍能怀着雷锋精神奉献着青春,为建设属于集体的产业而努力。这恰恰是用理论武器不断斗争的成果。


正是因为当时的工人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文化,有属于自己阶级的价值观念,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拥有结社和罢工的宪法权力——才使得工人阶级在经济体系的纵向分工中拥有极高的话语权,使得工人的政治地位宪法化、经济地位制度化;企业的利润在工人阶级的意志指导下广泛用于公共投资,保障劳动者们最为昂贵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b]


曾经一个月薪40元的工人,也能养活一家七八口人,而且全都在医疗、教育的保障下成长为诚实、真诚、受教育、自我管理、能独立组建家庭的社会成员。正是这样的社会土壤,只有这样的社会土壤,才能诞生出崇高的雷锋精神来。


人类是群居动物,天生就有相亲相爱的一面。人类天性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恭敬之心、羞恶之心”。然而正是被人类创造的阶级社会,通过政治经济的不合理秩序反过来异化人,导致了人们“失其本心”的社会现实。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有物质保障的社会秩序,才能使人们能“追其放心”、重新“致良知”。


当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经富起来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剥削时,并不知道是邓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狱之灾。是无数个冒着生命危险的改革创新者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员限制性条件的进步。在由国家劳动保护制度监管的条件下,就业条件与就业选择就是对剥削最大的挑战。充分的就业机会早已经改变了劳动的价值观念,劳动资源的自由流动才是打破剥削约束的基础。


当今天的年轻人在痛恨一部分通过假冒伪劣、欺行霸市、投机倒把、残酷剥削致富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时,并不知道这些丑恶现象曾经都是非法的。


是许多怀着不可告人野心的改革鼓吹者们,先强行篡改了中国法律制度,甚至在宪法中删除了工人的罢工自由,这才逐渐有了——工人阶级失去权力、失去地位、被剥夺福利、产业被贱卖、强行下岗失业、不允许追讨欠款,甚至为生存所迫要放弃基本劳动权力、拿最低工资、以超时加班为前提换取月薪千余——的历史巨大倒退。


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国家机器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罢工自由,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劳动保障制度就是一纸空文。就业竞争与生活困境成了剥削最大的优势,劳动者根本没有选择就业条件的从容。


劳动资源的频繁流动,只有一个原因:劳动者已经被剥夺了自己的产业,沦为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的无产者


于是农民工、国企职工背井离乡,远赴异地打工。大多数岗位质量都在压榨劳动者的青春和活力,却完全不能实现一生中的几项必要的基本需求。就业环境如此恶劣,这才导致理想的[/b]就业岗位永远不够。


劳动者的价值观念也因此被扭转,正当劳动不再被视作产业,而退变为过渡性的活计。欺诈性销售、求职诈骗、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传销、卖淫……种种恶现象沉渣泛起,让剥削社会的受害者转变成为虎作伥的加害者。节衣缩食积攒着低廉的酬劳,就为了有朝一日能加入自杀般的创业大军、自置产业。


而任何试图自主创业者都将面临雇工的门槛,不打破对剥削这个旧观念的枷锁并重新的劳动就业自主流动的新背景下认识,就无法发展市场经济,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投资与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正是帮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来的人共同富裕的条件。打工一族已不再是被剥削的一族,更不是贬义的象征词,而是这个社会中的常态了。如果没有了就业的选择权和就业的机会,则必然会变成只有一个国家安排的就业出口和只能无条件接受低工资“剥削”的机会了。而劳动就业与创业的自由则是改革前后最大的权利回归与人权的保护。


少数人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掠夺劳动者财富而致富,又试图通过深化改革维护由此建立起来的剥削制度。为此改革神教的鼓吹者们,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掠夺事实,美其名曰发展市场经济,把工人、农民因产业崩溃而沦为劳动力寻租者,强行解释为“劳动力就业的自主流动”。


他们的传教法门,就是绝不把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会关系进行估值。试问多少钱可以买到全国人民的四大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


改革通过国企贱卖、教改、医改夺取了劳动者的过去,又通过房市、股市、银行债务来剥夺劳动者的未来,攫取了无数财富和权力后,再把现阶段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进行剥削诠释成“共同富裕”。在改革神教的经义中,“剥削”一词被“打工”取代,劳动者不被允许再持有“剥削”的观念,因为现实中“打工”已经取代“主人翁地位”、居然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11 贫富差距的原因


必须承认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解决了70%就业的民营企业经济大多并不都是有“原罪”的特征,而是时代在改革中的产物。更多的人是靠努力工作、辛勤劳动与风险意识从逼迫中创出了一条致富的路。改革初期是所有的人都处于贫穷的同一起跑线上,都没有资金、没有依靠,甚至没有法律的保护,而最明显的则是有人放弃了国企的稳定大锅饭而跳入海中,也有人死抱着国企的平均分配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创业者在大海中学会了游泳,国企却许多在破产与下岗中沦为了贫困和再就业之中。缺少和不愿承担风险的意识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因投资而获利的机会,因此整个社会中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不论是从事工业、商业、农业还是服务业,都有许许多多的致富者,同样也有许多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失败者。


人人都无法隐瞒这个事实:改革前后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别。但也必须知道,大多数的贫富差别不是直接来自于腐败与权钱交易,而是来自于腐败换取的权力庇护,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然纵容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抢劫。[/b]纵容过去对十几亿工人农民财富的抢劫;对现在的恶劣剥削制度的视而不见;允许夺取劳动者对未来人生的希望;同时在遭遇剥削制度所面临的必然经济危机时,公然帮助强盗们把自己的风险转嫁给中下层的劳动者


改革初期大多数工人、农民拥有稳定的产业。从统购统销转为双轨制,官倒、走私泛滥开始,一部分人立刻在以损害公有制体系为代价的市场置换中迅速暴富,万元户的出现严重打击了工人农民的恒产恒心。此后当权者将“国营”改为“国有”,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被“法人”厂长取代。


同一时期对国企利改税、拨改贷的政策,使长期“国营”的企业瞬间变为银行的债奴;在国企面临八级累进税的同时,私营企业却得到了无数优惠政策和剥削劳工的权力,使得国企必须以自残方式和私企、外企竞争。


经济收入两极分化迅速恶化,破坏了从农村到工厂一切领域内的政治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传统道德观点与社会地位构成。几次物价闯关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劳动者的生存安全感。


国企效益的严重下滑使得所有国企工人爆发了失去产业的危机感。教育产业化趋势,医疗产业化趋势,使得国企的危机成为了工人阶级子辈孙辈的共同危机,逼迫出急于改变生存状态的焦虑情绪。


于是在海南房地产泡沫、农村白条、信贷失控的背景下,点燃了遍及九州的下海潮。技术员工从内地举家搬迁到沿海,以老国企衰亡为代价换取了民企的新生。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家庭面临价值观和人生道路的分裂,我们八零一代的童年记忆普遍与亲人无休止的争吵结合。


而全民下海狂热,全民炒股狂热在紧缩银根、房地产泡沫幻灭后迅速冷却至冰点。无数停薪留职、下海奋斗的国企职工身背巨债回到了国企,立刻要面对集资救厂、减员增效、下岗分流。


大势已去的国企内部,在改制过程中新生的权力者为了转移自己遭遇的风险,滋生出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遍地小金库,为高额回扣购入劣质原材料,建皮包公司转移国企资产,而且在绕过职代会的法人负责制度下这居然是合法的。没有利润,工资停发,城市职工连饭都吃不上,哀嚎遍地,另一方面第一批卖淫者就从无法生存的国企年轻工人中诞生。


等到国企被银行债务和贪污腐败弄得半死不活时,权力者再发动新一轮运动,完全排斥工人自行重组工厂的意愿,硬要将国企贱卖给私人老板。这种贱卖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保护下,往往是空手套白狼。不花钱获得完整的企业硬件,成熟的技术工人团队,完整的组织体系,然后再把资产贷款给银行,用贷款去还国企的坏账。贱卖后则是新一轮的裁减员工、压低薪酬、任人唯亲、同工不同酬,原本国企的社区福利不但得不到投资改善,反而被私人老板再转卖给别人。相对于私人老板,国企拖欠职工工资的各种案件,在法院有明令禁止受理,工人追讨无门。


工人阶级原本的主体单位是“国营企业”。在国营企业被改革进程抛弃的过程中,通过双轨制、通货膨胀、物价闯关、企业改制、下岗分流、医疗私有化、教育私有化……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遭到抢劫。


试问当年一穷二白的人民共和国,整个工业体系哪个角落不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出来的?没有全国工人农民在集体经济下的奋斗,会有国企吗?会有公共医疗体系吗?会有公共教育体系吗?会有住房保障吗?会有公共社区建设吗?


这些根本不是福利,从一开始就不是福利,而是工人阶级在公有制环境下完全合法合情合理的财富积累。[/b]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财富积累被少数人玩弄着形而上学夺走了,而工人阶级要使用这些自己创造的财富,还得再支付一笔巨额费用。


改革使得一个抢劫劳动者的社会规则合法地运行着。它在过去的三十年抢劫了无数劳动者,现在仍然在强势地运行着。没有任何人仇视勤劳和懒惰导致的贫富分化,我们仇恨的是通过掠夺制造的富裕,和因为抢劫而遭受的贫穷。我们更加仇恨维护这种抢劫机制的一切理论和社会组织[/b]


改革造成了巨大贫富差距,劳动者被抢劫,这才是贫的真实原因。而另一部分人的富裕,又何尝只是改革神教口中的“创业艰辛”?


要说起创业艰辛,前三十年的大庆油田,鞍钢,三线建设,内地的重工业城市哪个没有史诗般的创业成就呢?哪个私企老板经历过在大饥荒的年代到戈壁摊上用人力为主建设现代化油田呢?


如果私企老板的个人奋斗算是有价值的奋斗,那么国企动辄三十年工龄的老工人,拿着微薄收入为国企的诞生、发展、壮大付出了毕生心血,他们的奋斗经历岂不是崇高得多伟大的多,具备更坚实的天然合法性?


若没有政策对国企运行规律和效益的严重打击,若没有政策对私企的扶植和低成本雇佣工人的权力,试问私企是否能竞争过国企?


若没有国企数十年培育的成熟技术工人投奔私企,没有国企衰落的代价,试问私企是否能顺利起步?


若没有对供销体系的破坏与重构,使得少数人在这过程中攫取了大量资金,若没有国营企业“国有”化、大批干部通过贪污腐败致富、然后南下办厂,多少私企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一桶金?


而看不到改革之初创业的艰辛,只看到许多企业、个人今天的成功,并将这一切归罪于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只会让八零后一代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对竞争的努力而沦为不可救药的一代。其实更多的八零后并非只有牢骚和迷茫的,他们更多的早已取得了各自领域中的成功。但少数牢骚满腹的言论却破坏了这一代人在社会中的形象,传染了下一代的迷茫,并造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局面。然而又有多少满肚子抱怨的人真的愿意睁眼看看那些同辈的佼佼者并回过头来查找自身存在的缺陷呢?又有多少人将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与努力上呢?更多的贫富差别不仅来自于制度,也来自于个人的努力。


然而八零后一代却往往并不能从大局上了解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发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现实。并不知道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其实是被大历史背景下的因素驱动的。只听得改革神教拼命忽悠私企、个人老板创业艰辛,误以为贫富差距来自个人努力,以为个人奋斗能够创造命运,像杨元元一样把生活的重点放在自身的改造之上,却走上了绝路。


八零后一代,许多人却没有看到社会的腐败和不公平,到底是如何伤害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看不到制度化的掠夺和剥削如何帮助那些“成功人士”攫取权力、财富与社会地位。八零后的一部分人很容易陷入切身感受和“理论真相”的相悖体验中,陷入迷茫。尽管牢骚满腹却总找不到正确的对象。


12 如何看待社会不公正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中确实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合理性,纠结于政治中的传统地位而尚未能民主化的进程,确实有许多的不尽人意的事情。政策中的动摇与退步确实在引发着社会的不满。腐败对社会与市场的冲击确实在制造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社会中的贫富分化,也产生了社会中的公平问题,但这一切都是在整个世界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不是社会所固有的不可改变和在进步中解决的矛盾,


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无数的不合理性。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被抛弃之后,无数不尽人意的事情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精英阶层对改革进程顽固与执着的一面确实在不断引发社会不满。为了庇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贪污腐败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将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转化成人民日益强烈的政治诉求。


以贫富严重分化为标志性现象,证实了改革开放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摧残,提示了剥削和压迫在中国的日趋恶化。但这一切,在人类的革命道路中确实是难以避免的曲折的反复,是社会法阵进程中,必须得到解决的根本矛盾。


我们要明白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的根源。种种社会弊病都被现行路线庇护,使得劳动人民陷入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痛苦境地。


我也会对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性、制度中的缺陷和政策中的错误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但这是善意的帮助,而绝不是恶意的攻击。许多人误以为可以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或说统治就能改变这个社会中存在的弊病,就能一了百了的天下大吉了。这不过是一种痴心梦想。任何制度都是在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中改进的,就向全世界并不能实现只有一种制度一样,就像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生产企业绝不会只有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一样。社会渐进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减少战争与死亡,可以在自我的认识与改革的纠错机制中逐步的完善。而那些试图用推翻现有政权的极端言论和做法恰恰在于不知道改革之前的错误与生存的环境,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社会的进步与改革的伟大。这个社会中并不是都必须依靠革命与推翻现政权才能进步的,就像美国的两党竞争很激烈,但没有一党会推翻法律而重建国家体制;就像日本的多党派竞争会在几个月内重组一次政府,但没有人推翻天皇而重建社会制度。这也许就是忠诚性反对与颠覆性反对的不同,而那些以为退回到毛时代才会更幸福的八零后更是生活在一种无知的愚昧中了。


没有意识到改革三十年来的种种错误和日趋恶劣的生存环境,就自然无法在对比中发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的先进性,以及为这些先进性所付出的巨大斗争代价的历史意义。当年的历次运动,恰恰是在避免阶级报复性的内战与死亡,为了在自我的认识与纠错机制中逐步完善,才被发动起来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只是代表另一种路线的权力者永远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对抗意志最终导致了前三十年历史的曲折复杂,扑朔迷离。


并不是暂时地否定一条路线,制止一条路线,就能让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走上长治久安的轨迹。斗争必须是持之以恒的,而随后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没有毛时代的斗争,没有毛时代的成就作为基础,根本就不会有现在有限的物质进步,我们八零后的一代若看不清这点,那就真的陷入令改革神教欣喜若狂的愚昧中了。


固然没有制度的公平条件仅靠个人的努力会减少成功的机会,但没有了个人的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制度上保证公平的缺陷,但并非所有的都被不公平的制度所覆盖或淹没了。很明显的是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好学校与好企业中的竞争是最激烈的,于是这中间就难免在资源占有欲分配的竞争中出现腐败与不公平。但马云从上海到杭州的搬迁;农民工在城市间的选择与流动早就告诉了社会,在那些并非资源严重短缺的竞争的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宽阔的天地、满腔的热血打开着大门,热情的欢迎优秀的人才、企业去创业、去就业,更多的体现着公平的竞争。


许多眼睛只盯着大城市的八零后则不是为了自愿的加入到激烈的竞争中培养与锻炼,而是只贪图这些城市中的生活水准、精神文化和更容易“捡到”的机会。然而抱怨正来自于他们仅仅看到了机会而不知道为了这些机会就必须承受更多的磨难,就像王宝强会为了挣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而将自己捆在树上睡觉一样。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抱怨正在于不想付出代价而在只想享受成果的观念。


在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在制度化的掠夺、剥削和压迫面前,人们才会被迫陷入到这样畸形的现实之中:诚实勤奋的劳动无法保障一个劳动者组织家庭、长足和健康地发展下去;只有通过极端残酷的竞争,把和自己一样艰辛生存的对手踩在脚下(loser),自己成为所谓的“成功者”(winner)之后,才有可能得到人生基本需求的保障。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工人不能安心作为工人生存,农民不能安心作为农民生存。为了最起码的医疗、教育、住房、婚娶、赡养长辈、抚育子女……多少年轻人背井离乡,千万那些集中的大城市,在千军万马之中走上好学校、好企业竞争的独木桥,不得不忍受制度上的缺陷,以及腐败、潜规则、不公正的各种伤害。


少数新时代的精英,如马云,可以从拥挤的上海搬迁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安心经营他的产业。而大多数农民工仍然要冒着烈日工作,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既不安居也不乐业,只为了半分之十几的工资提升。与此同时家乡却因为劳动力流失、文化教育医疗产业消亡而越来越衰败。


更多的二线城市,正在用优惠的政策、满腔的热情展现他们对剥削和压迫的高度宽容,以换取资本的青睐;也在吸引更多因产业崩溃而彷徨无措的人们,促使他们抛弃故乡的建设,把榨取自己的青春和活力创造的财富送与让与“富人”,从而换取在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下苟延残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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