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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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子上大学后,潘鸿强(右一)和儿子、前妻的合影。


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潘鸿强遗书和他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49岁国企工人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潘鸿强生前的工资存折,只剩下0.46元。


核心提示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喝点酒。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 “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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