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再论袁世凯功绩]

中南海海东青 收藏 50 1328
导读: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各省督军,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从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


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


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评价是,“一蟹不如一蟹”。


(参考: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许指严《新华秘记》,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夔龙《梦焦亭杂记》,汪曾武《鹣龛随笔》,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萧乾编《近现代新笔记丛书》,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张永东《百年之冤》,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里循》等;鸣谢骆宝善、刘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资料照片和日本外务省报告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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