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形势节点的缓急分析与解决

危峦前厄,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这是明朝冯梦龙所著《智囊全集•上智部•迎刃卷》的卷首要旨,意即在纷纭复杂的问题前,要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节点或突破口。我们中国目前正是这种状况,本文也就是在个人能力和条件,及客观社会环境允许的前提下,试图分析中国问题的缓急节点,并提出解决措施。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出发点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非是以此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幌子,也不关心某些人的利益、欲望之争,本文所着眼的只是国家和民族。其实社会环境允许讨论的范围也不小,只是某些人是以对立的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谈问题,有些则是好像不谈敏感的政治问题就解决不了问题似的,本文就要证明客观环境允许下,照样有可以谈、可以解决的大问题,且没有意识形态等政治之争的狭隘局限。另外,我尽量解析得通俗点,以求卢瑟们看着也不厌烦,更能集思广益。


最关键的节点:中国不是群体社会


看到标题,大家别以为是老生常谈,倾向民主法制的网友,尤其是对毛泽东时期很敏感的网友,也不要以为一说群体,就是国家、政府和集体之类的,我所说的群体,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我亲见和看资料,听人述说的,其实早在毛泽东时期,农村生产队的社员,就开始顺手牵羊集体作物,干部以权谋私,工厂虽然好些,但是失去秩序后也不例外,改革后就更别说了,建国前,汉朝以后的历史,更是一部贪污受贿的历史;我们自家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自家及亲友的各类事务,去损害社会规范,例如那个亲友犯法了,就得托关系弄出来,历史上的清官代表包拯,也为侄子徇情枉法过,明朝号称清廉的名臣李东阳,也因为女婿受贿,而不得不利用权势为一个已经下狱的贪官脱罪;我们无论从身边,还是历史,都能看出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由乱到治之初戒惧与利益分肥者少时候大家对社会的小损,逐渐到狼多肉少下大损的过程,直到将社会腐蚀朽坏崩溃。这是和平时期。


在乱世危亡、特别是异族入侵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我们看到的是降臣如云、降将如雨的局面,接着就是做人数只有自己百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的顺民,一做就是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最可笑的是明末时候,农民起义军都兵临城下了,明朝的王公大臣还舍不得出钱保命。要说被“民可由使之,不可使知之”成了愚民的老百姓责任轻点的话,那些读书识理的读书人呢,怎么也对君主和民族没责任感?


再举古今中外的例子对比分析一下,春秋时候晋国被秦国击败:


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缪公夫人,衰绖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晋人闻之,皆哭。秦缪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雠,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缪公更舍晋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归晋侯。


欧洲英法百年战争时候,尽管法国骑士明知打不过英国的长弓手,冲上去九死一生,但是仍然英勇地冲锋。再看看汉朝以后,宋徽宗时候金国入侵,主战的只有李纲等个别人,明英宗土木堡被俘,明朝的儒生士大夫主张迁都的都有,只有于谦等个别人主战。更大的区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和欧洲贵族骑士,为国家和君主效力,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而汉朝以后的中国,这种责任和义务反而成了高出一般水准的品德,而国家和朝廷需要他们的时候,躲起来明哲保身却是理所当然,且还要冠上道德君子、高士隐士或智者的名声,大家说这样的社会怎么会好得起来?


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呢?因为中国被儒教变异得非但不是群体社会,而且是抵制群体社会的宗族式小部落社会,及其补充的流民小群体社会。通俗简略地说一下,我们春秋战国时候,诸侯国国君和贵族们分瓜国内的土地和人民,贵族们也就各家都组成了一个个小国,不过春秋时期是贵族制瓦解的时候,有些贵族就开始没落了,其中有个叫孔丘的没落贵族儿子,满脑子自私自利、利欲熏心的特权意识,就提出了恢复以前的贵族制度,不过由于自私,他主张的贵族行为准则就是“无可无不可”,虽然忠君的口号需要提,但是以前上不了台面的只顾私家的“独善其身”和“明哲保身”之类的行为也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了,你说既然“无可无不可”,谁还傻得去为群体尽责任和义务?人家日本人就聪明,学孔孟时候把这些省略了,只留下有利于武士尽忠的东东,所以咱们现在看日本武士和中国儒士的表现,自然就是相反的了,同时也影响到了国民的意识。孔子“无可无不可”也就罢了,问题是他还利欲熏心,名利富贵什么都要,当时的老子、晏子等人就看穿了他,可是没文化的老流氓刘邦却上了他的徒子徒孙的当。


到了科举时候,什么贵族、士族豪强之类能聚集起群体的社会因素都没了,只剩下了从全国各个家族中出来的和孔子德性一模一样的儒生,所以呢,中国的每个家族都可能产生贵族儿子,都受孔子贵族儿子意识的熏陶,这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从以前管着大片土地和人,这片土地和人组成个小国,就缩小分散成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小国,而且还是可以“无可无不可”地没群体责任和义务意识的可能出特权贵族儒生-举人-进士的小国,而这种小国一般来说是没有奴隶和平民,以及大片“国土”的,那么怎么办呢?好办,从皇帝那里捞,从其他小国——也就是老百姓——那里抢!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吧。所以除非个别或少数具有额外道德精神的人,例如为岳飞刺字的母亲、岳飞——你看人家西方,儿子上前线或犯法,需要伟大的母亲刺字支持或大义灭亲吗?——之外,大家就都是一边拼命抢捞拆国家的台,一边等着看皇帝或国家怎么样,皇帝倒台了,大不了换个皇帝继续抢捞,外族游牧部落进来了,顶多是当成春秋五霸那样的盟主,哪管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这种小国也不是纯粹没有群体意识,由于需要,譬如在一个村子里生活,总得相互协作和照应吧,所以就形成了部落或小国联盟,例如即使科举以后吧,乡村和州县有什么需要集体出钱出力的事情,乡村的事情由大家推举的族长、有威望和能力的人士组织和摊派,州县则由官府或士绅富商等组织,所以基层的事情还算好办;可是到了清末民初,坏了!咱们国家那些由儒生转职成新绰号“知识分子”的人反封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反的是什么,只是跟着外国的洋教这么叫,把儒教的道德体系反掉了,把家族小部落小国家又变异了一半——也就是父亲和丈夫的权威,结果小国家还是不三不四地存在着,建国后呢,则是把基层组织破坏干净后换成了革命干部,小国家则照样存在,不过被国家和政治压制着;到了改革后呢,又坏了!不仅计划生育让传统的父子关系彻底颠倒,儿子成了老子的皇帝,而且基层组织的腐化趋势,刚摘掉各种帽子,重新成为人上人的,绰号叫“知识分子”的那些人出的馊主意的乡村选举,导致中国的乡村在从道德到组织彻底玩完后,还进入了部落-小国彻底无序的丛林时代,失去了尊奉和信任对象的小国们,沦为更小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乡村的组织和协作彻底完蛋,小国眼里只剩下了眼前利益,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原始丛林似的肆无忌惮的黑恶势力和大家族——比较大的小国,搞得什么事情都烂了,所以贿选,胁选之类的事情就都出来了。那些绰号叫“知识分子”的人就这还不歇心,还在不断地变异小国,例如什么自由人权的,将小皇帝小公主们送进了第三世界巴比伦堕落地,在没有思想道德信仰和规范约束的环境下,什么都成了买卖,比儒教社会时期还不如,但是不管怎么变异,小国仍然是小国,仍然没有几分群体意识。可就是这,你要说这些披着知识分子外皮的儒生错了,他们就会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一蹦多高,因为他们比毛泽东还伟光正!


社会是人组成的,为什么西方人能使自己的群体,自己的社会进步到现在这个样子,而我们中国却不能呢?就因为西方一直没失去群体本质,近现代更是趋于个人都是独立的自我,所以不得不依靠群体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规范也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自然所需,也自然遵守的规范,而我们中国自科举之后成为小国的联盟,社会规范基本上就是小国之间的规范,个人从小被教成依赖家族,长大后也只会倾向于家族及其补充的各类小群体,没有依靠群体的必要,这样怎么会有群体意识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人都最多嘴上认可群体,行为上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吗?即使有些人多少有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可是能起什么作用呢?有些人盼着出个毛泽东改变现状,拯救他们,这和那些古代的小国农民盼着包青天有什么区别?即使毛泽东时期吧,如果没有那些热血青年,能使得国家独立自强吗?说白了都是小国心态下的不负责任,你都对自己不负责任,还能要求别人对你负责任?


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平民,无论持哪种政见者,如果真的想把中国搞好,关键的一步就得拆掉这种宗族式小部落的小国,使得国民养成自觉依靠国家这个大群体,自觉需要、自觉遵守规范来要求自己和别人,确定如何存在和发展的习惯,这样才能谈及其他,否则的话近现代的中国就是前车之鉴。至于具体的做法,譬如从现在出生的孩子起结束孝养等宗族意识下的关系,用社会保障体系取代,这样一两代人后,效果之一就是,我国不用继续采取为人诟病,治标不治本的计划生育来抑制人口,和印度那样的国家比赛了!再具体就不必说了,说了就又搅起意识形态之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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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10-7-24 13:26:23 被远东少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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