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之大浪淘沙之一: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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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浪淘沙》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拍摄的一部历史电影,影片通过四位结拜兄弟的不同道路,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我这是第三次看这部片子了,第一次是影片出来不久,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后期,第三次是现在,每次都能激起我的共鸣。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什么是投机分子,影片通过不同的人物,画面做了最通俗的解读,假如抽去历史的一些因素,简直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的故事。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是在此演绎着昨天的故事!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今天,这部片子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要站稳脚跟,把革命事业进行下去

《大浪淘沙》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拍摄的一部历史电影,影片通过四位结拜兄弟的不同道路,真实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我这是第三次看这部片子了,第一次是影片出来不久,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后期,第三次是现在,每次都能激起我的共鸣。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什么是投机分子,影片通过不同的人物,画面做了最通俗的解读,假如抽去历史的一些因素,简直就是说的我们今天的故事。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象,正是在此演绎着昨天的故事!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今天,这部片子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我们要站稳脚跟,把革命事业进行下去。


大江东去浪淘沙,

革命的洪流冲天下,

打碎镣铐和锁链,

建设富强新国家,

同志们嘿嘿拿起枪,

向着那旧世界勇猛冲杀!

嘿.....勇猛冲杀!


大江东去浪淘沙,

千回万转势更大,

历史的渣滓沉水底,

英雄成长在红旗下,

同志们嘿嘿握紧枪,

誓把那旧世界彻底打跨!

嘿.......彻底打跨!


为了回顾历史教训,拟从有关书籍中摘录史实,以便从历史经验中取得教训。为此,从《剑桥中国史》的第12卷摘录袁世凯的历史, 作为”现代历史之大浪淘沙之一”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袁世凯这个反动的军阀占据了中央地位。宋教仁于 1913年3月20日 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袁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他于 1913年4月27日 凌晨 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 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


袁世凯新扮演的角色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


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


1913年12月,袁世凯在陈述专制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


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的选民混合体。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1911年10月10日 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又率领全国祭天,邀请所有的人都参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皇帝的特权大众化。


1915年,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机关运转良好,以致各地的当权者都听从命令。各省文武首脑恭顺地上书拥戴袁氏登基称帝。1915年8月在总统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为皇帝的运动。


1916年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


从外部条件说,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


3月22日 袁宣告他重新回到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回顾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沉浮, 应当对当今认识中国和世界仍有现实意义。为了加深认识,特抄录毛主席的若干论述,以供学习。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指出︰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指出︰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毛主席对李×实践论解说的两处修改(一九五二年三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还……


二、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一九五四六年 九月十四日 毛主席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中指出︰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毛主席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指出︰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我们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国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2]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介石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德国希特勒[3],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4]和王明的“左”倾[5]。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6]。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7]、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要点)指出︰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有一群,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展开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俞从清朝的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以后重庆谈判,旧政协,南京的谈判,这都是辩论。蒋介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六、七年之内,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句话讲得不对了。至少在这几十年内,全世界帝国主义没有消灭以前,这样讲不好的。报纸以及别的东西,如哲学、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事业、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自然科学分两部分,纯自然科学,它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学,谁利用自然科学,这是有阶级性的。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首领谭天荣,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现在讲物理学的人唯心论可多啦!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也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这一些,社会科学这一方面,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唯心论也多,而且自然科学里头也有许多唯心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的。你若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是照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讲社会怎么改造,共产党怎么整风,他就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说要整好共产党,他说要消灭共产党。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只听不说,说几个星期内硬着头皮,但把耳朵扯长一些,自己一句不说,我们也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也不通知支部干事会,也不通知团员,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清华大学党委会内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报告敌人了,叫做“起义”分子,共产党员“起义”这一件事,两方面都高兴。北京大学学生党员里头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内崩溃的多一些,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些。这些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们高兴就是了。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共青团,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摇摆分子。他们“起义”我们高兴,不要我们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指出︰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一九六○年 六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的谈话指出︰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11]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12]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13]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毕业后,跑到日本住了一年半,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益世报》[14]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15]念书。


中国革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一八四○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16]。以后有许多人跑到日本,约一两万人。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7]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18]要做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一九二六年北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斗争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这十年里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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