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神鹰天降 作品相关 (转帖)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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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 张业赏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有两个相互配合的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但在敌后战场上,也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和行政系统存在和活动。本文拟就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的概况、地位和作用等作些探讨,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标志着山东全境沦为敌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始终是山东敌后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在山东的具体情况,其敌后活动可分四个阶段。

1938年5月山东全部沦为敌后至1938年底范筑先殉国、聊城失陷和石友三部调到河北南宫、冀县一带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一是进驻山东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西北军石友三部。1938年4月,第60军军长石友三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由徐州进入沂蒙山区的沂水、蒙阴、莒县和泰安、新泰等地。6月初,第69军扩编为第10军团,石友三升任军团长;二是日军进攻山东时未随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坚守原地的国民党地方官员,主要有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等;三是新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及其在各地蜂起的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1938年1月,原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在鲁西南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着手恢复因韩复榘退却而瘫痪的山东行政系统,收编各地抗日游击部队,以谋求在山东敌后立稳根基。为控制全省各地,沈鸿烈选择鲁中沂蒙山区作为省府驻地,在其它各地分设鲁西、鲁北和鲁东3个行署。之后,沈鸿烈率省政府辗转鲁西、鲁北各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回籍旧军人等以国民党名义组建的抗日武装。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夏,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有15万余人。这一时期是国民党在山东恢复和重建其统治系统和力量的时期,基本处于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状态。

1939年初国民党东北军于学忠部入鲁和省政府进驻鲁中至1941年底东北军将领牟中珩继沈鸿烈任省政府主席为第二阶段。这是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最盛的时期,武装力量达17万人[(1)]。其特点是分属于军、政两个系统。军事系统主要是鲁苏战区东北军于学忠部及其收编的武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了加强在日军后方的力量,并压迫、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在山东和苏北地区设立了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江苏、山东两省主席为副总司令。1939年初,于学忠率东北军第51军、第57军共2万余人进驻鲁中和鲁南山区。为了便于统一指挥鲁苏战区所属各地游击部队,于学忠设立了鲁东、鲁南和苏北三大游击指挥部,并将山东分散的游击部队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到1941年底共编有10个纵队。政权系统主要是山东省政府及其所属保安部队和地方实力派。1939年初,沈鸿烈率省政府抵沂蒙山区后,着手建立健全国民党在山东的行政组织。到1941年底共设立了16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107个县政府。在军事上,沈鸿烈改编原韩复榘手枪旅吴化文部为新编第4师,接着,又扩建了新编第1师。另外,沈鸿烈还设立了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地方游击部队。到1941年底,共整编了3个保安师、16个保安旅和9个保安团,此一时期,日军在华北进行多次“治安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在山东的国民党力量也多次遭到日军的“扫荡”。但总的来说,日军重点进攻的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山东的国民党力量处于相对安定状态。

1942年初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至1943年8月鲁苏战区和省政府撤离山东为第三阶段。1941年秋,沈鸿烈去重庆。1942年1月东北军第51军军长牟中珩任省政府主席。这一变更,使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由军政分立,成为军政合一,在名义上形成了统一的领导中心。这是国民党力量在山东急剧衰弱时期。到1943年8月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撤离山东时,其军队由1941年的17万人下降到6万余人。这一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为使华北成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加紧了对敌后抗日力量的进攻,在山东一度改变过去重点进攻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策略,企图先压迫抗日动摇的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山东地区的扫荡,敌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及其参谋长河野悦次郎认为:应首先扫荡对抗日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军队,争取其中与日军有来往的一部归顺,以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扫荡坚决抗日的共产军。”自1942年2月至8月,日军对于学忠部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1943年2月,日军再次进攻鲁苏战区总部及其主力第113师。几次扫荡使东北军伤亡惨重,几溃不成军。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军队内部进步与顽固势力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导致军队分化。1942年8月3日,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率部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系统,率2000余人走到八路军阵营中。而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力求自保,纷纷投靠日本,充当伪军。1942年4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主任、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率2.5万余人投敌。“孙良诚的行动,对重庆方面在华北的将领,在心理上给予很大影响,从此以后,归顺部队逐渐增加。”[(3)]1943年1月,国民党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等率约4万人投敌。6月,第112师第334旅旅长、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率2万余人投敌。5、6月间,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被日军俘虏,率所部1.3万余人投降。至于小股国民党军队投敌的更多。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鉴于东北军损失惨重,兵员械弹补给困难,大量军队投敌,再加上日伪的进攻,难以坚持,于学忠屡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派军队接防。蒋介石决定派其嫡系部队第28集团军李仙洲部即刻入鲁。1943年8月,于学忠、牟中珩率鲁苏战区总部和山东省政府西撤到安徽阜阳。

1943年8月鲁苏战区和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为第四阶段。自1943年1月,李仙洲部陆续到达鲁南、鲁西南地区。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平息因李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进行了阻击。八路军对入鲁反共的李仙洲部也进行了打击。结果,李仙洲部入鲁半年损失惨重,只好退回皖北。这一时期,山东在军事和政权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组和变动。国民党将在山东各地的游击部队统一整编为山东挺进军,并划山东为6个军区,统一指挥各挺进纵队和保安部队。1945年2月,何思源继牟中珩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4月,为了加强对山东各地工作的指导,为抗战胜利后接管山东作准备,在专员区之外,又成立了鲁北、鲁西北、鲁西、鲁南、鲁中和鲁东等6个办事处,在名义上有统一的指挥,实际上不在山东敌后的山东挺进军指挥部和山东省政府根本起不到任何指挥作用。

1944年春,日军从华北调重兵去太平洋战场,驻山东的日军锐减至2.5万人,减轻了对山东国民党军队的威胁,其力量有所发展,到1944年6月达8万余人。1945年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是保存实力,消极避战,迎接国民党主力部队进占山东和盟军在山东港口登陆。抗战胜利后,山东的伪军大都改编为国民党军队。

敌后战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在山东亦是如此。中共创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力量也为山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力量在发动组织民众,增强山东民众抗战信心,奠定山东抗战群众基础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客观上为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抗战初期,中共对坚持在山东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力量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担负起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范筑先与中共合作共同创建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根据石友三部抗战较积极并与我党保持良好关系等情况,于1938年9月7日致电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根据我党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可不发表,但不得有刺激国民党中央的秘密条文”。明确了与石友三共同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在中共帮助下,范筑先和石友三等留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国民党山东政府进驻鲁中山区后,也加强了对抗日干部的培训和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于省府所在地及鲁东西北各行署所在地,分别举办干部人员训练班,计有党务、民运、军事、电讯、县长、区长、佐治、银行、合作等班。”国民党培训的干部虽有其反共的一面,但对山东的抗日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各级行政机构也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由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国民党还处在正统地位,这些团体的成立和国民党行政组织及武装的存在,起到了一些稳定人心、振奋民众作用。

其次,坚持在山东敌后的国民党武装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对日伪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广大爱国官兵顽强抗击民族敌人,有时不惜全军覆没,其英勇战斗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歌。敌后国民党武装的存在,是对日军的一个严重威胁。为此日军对山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多次“扫荡”。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达到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如1939年11月,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韩炳宸阻击进犯莱阳的日军,官兵5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1942年2月,鲁苏战区总部警卫连150余人,为掩护总部转移,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宁死不退,壮烈可钦。1942年5月,鲁西游击司令、暂编第30师师长朱世勤率1500人与日军1000多人血战竟日,朱世勤等大部官兵牺牲。1942年8月的唐王山战役中,鲁苏战区军队进行顽强机智的抵抗,损失2000余人,保证了总部和于学忠的安全转移。第114师第683团张本枝部全部英勇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5月到抗日战争胜利,在山东敌后战场牺牲的国民党将士,仅旅长、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就达15人之多。

最后,在鲁苏战区总部和省政府撤出山东,许多国民党官员和军队纷纷投敌的情况下,一些留在山东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到抗战胜利,如第十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景月部、青岛代市长李先良部,都应当给予肯定。

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山东敌后战场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其数量在长时期内超过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占有山东的战略要地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在山东抗战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没有能够成为在山东抗日的主要力量,其实力不是在抗战中增强而是逐渐削弱,主力部队和省政府最后不得不退出山东。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行错误抗战路线的必然结果。

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是国民党在山东敌后力量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敌后抗战是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抗战。华北敌后战场被日军称为“没有战线的战场”。只有依靠广大民众,放手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赢得胜利。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国民党不敢真正发动民众抗战。日本方面也认为:“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拙,不够熟练和妥善。”[(6)]国民党在其活动区域,为解决经费、给养等,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对广大农民疯狂掠夺,竭泽而渔,有的甚于日伪。如吴化文部即在其驻地临朐县,对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掠夺和榨取,制造了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中共山东党组织对山东敌后国民党的情况有精辟的分析:“其军队纪律之败坏,奸淫掠夺有如土匪,党务人员之特务化,官吏之腐败贪污化,致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数十里无人烟,伪钞横行,法币跌价,后方运输接济断绝,这真是一面花天酒地,一面啼饥号寒,在敌之总力战下叫哭连天,束手无策。”[(7)]严重脱离民众,必然导致国民党力量在山东的衰弱。

山东敌后的国民党力量,在军、政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派系与派系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内耗严重,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中心,无法发挥整体力量的优势,影响了抗战效能的发挥。在山东沦陷的七年多时间里,驻山东的国民党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团结抗战、协调行动的局面。在1939年之前,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存在着三个中心,即鲁中的石友三部、鲁西北的范筑先部和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范筑先虽名义上属省政府管辖,但由于沈对范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不满,多方刁难,两者关系并不协调。石友三与沈鸿烈更是水火不容。在鲁中期间,“石假以经省政府核准得‘独断专行’为名,委派县长,就地征收粮钱,收编游击部队,俨然另一省政府”[(8)]。于学忠入鲁后,沈鸿烈虽兼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并不听命于于学忠。由于于、沈都想取得国民党在山东力量的领导权,再加上在防区划分、经费分配、收编各地游击武装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两者芥蒂很深,有时还相互告发和发生武装冲突。身为省保安司令的沈鸿烈对其所属的保安师、旅、团亦不能指挥、调动,“各团队多自由分驻,趋易避难,重于就食,轻于防敌,遂致内部纷争,使敌寇坐大。”[(9)]牟中珩任省政府主席后,山东各区行政专员和原属省府系统的保安部队,如吴化文、张步云等仍受在重庆的沈鸿烈的遥控指挥,并不听命于牟中珩。国民党在山东由军政分立到实行军政合一,“这一体制的变革,在山东抗战史上应是一种改进,惜为时太迟,同时以人的因素,后任无法与前任比拟。牟主席还没有时间与各区专员、各游击司令间建立关系,军政一元化的效用尚待发挥,即于次年秋,战区和省府同时奉命向皖北转移了。”[(10)]到1943年,山东国民党各派系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于(学忠)、李(仙洲)之明争暗斗,于、牟与张(步云)之公开冲突,赵(保原)、王(尚志)之公开冲突,荣(子恒)对于、牟之不满,于、吴(化文)之冲突,是山东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其冲突之暴发点或为争地盘,或为争粮食,或力争扩编。”[(11)]鲁苏战区和省政府撤离后,更是群龙无首。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力量。

国民党实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是国民党力量在山东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虽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日军对其“扫荡”,即率部转移,因此其防区越来越小,兵力越来越少,处境极为困难,最后不得不撤出山东。沈鸿烈等更是反共甚于抗日,声称“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山东国民党力量中的顽固派积极实行反共政策,多次向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武装进攻,袭击、扣押、杀害抗日武装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制造了许多反共磨擦事件。顽固派的无理进攻理所当然的遭到八路军的反击,其势力必然受到削弱。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也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进步和顽固势力的斗争,导致军队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走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大部分则投降了日军,从而使国民党力量在山东走向衰败,很难担负起敌后抗战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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