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令第十三

勒令即严格执行法令。看过整篇内容觉得不能这样直接翻译词句。感觉靳令更强调稳固确定法令。通篇没有谈如何执行法令,而是谈法家学说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篇是儒法两家的PK。另外,这里的‘令’事实上不可能仅指法令,应当理解为政府的一切政令。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严格执行法令,或者说彻底贯彻落实政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张瑞敏治企推行‘日清日高、班清班结’,也是这个意思,可见隔行不隔理,天下管理之道相通。执行法度公正公平,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这个因果逻辑似乎有点问题,好像应当倒过来,吏无奸才能使法令公平的执行下去。‘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应当有个前提,即法本身科学合理,或者说总体上说是合理的。商君书开篇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又说:“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如果法不合时宜,则必须变法更礼。然而这个道理好明白,操作起来把握好实属不易,商鞅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好,但在他那个时候还无大碍,到秦始皇时代很多法就已经不合时宜了,但统治者不知以时而定的道理了。‘善言’的本质是以仁治天下,与以法治天下相悖。今天我们都懂得二者有冲突的时候,也有相辅相成的时候。商鞅那个时代没有这样深刻正确的认识。这里商鞅只论述法令已经确定的条件下,不以善言害法,是说法令还具有先进性、还有正面积极作用的时候。

[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 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这个翻译是我抄录的,实际上这里体现的思想基本上是德与才的问题,也许当时的社会过分强调德,以至于人们重视夸夸其谈,所以才有商鞅如此的反对任善。这是我为商鞅做的辩解,总之商鞅这个思想偏激,这与任人不可求全是两回事。 [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 商鞅这里的法治思想在前几篇已有阐述,这里不做翻译,解读一下,前一句说的是管理幅度问题,能够用法律制度决断人们的事情,能够管理好五里以内事物的国家一定会兴旺,这里的管理应当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管理单位,能够管理好方圆10里的,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接着说管理的时效性,第二天才能做出决断的,国家的管理力一定会逐渐消弱。‘求过不求善’是典型的求才不求德,也许商鞅会反对这样的理解,而品察商鞅的用人理念,的确造成这样的结果。 [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这句古语不好懂,然而意思很简单,在今天已是基本常识。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老百姓知道了法律诛杀的规定,就不会有人再触犯,没人触犯,诛杀自然停止了。通常领导讲话都会说纪律是给触犯者规定的,一个道理。 [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赏赐爵禄最重要的是要平等对待不同的使命和任务,秦国的爵禄统一归集到功勋上,所以商鞅说所有城市(百都)的爵禄以自伐。国家治理的好,没有奸民就不会产生奸市。国家财务多但民众手里却拥有的最少,国家的支柱产业(农业)松弛,整个社会和官场奸人得势或者奸佞的风气横行,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削弱下去。让老百姓有余粮,这样就使人民获得官爵通过多产粮食来获得,这样靠自己的努力贡献获得官爵,则农业(支柱产业)就不会被懈怠。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没有功勋作为衡量的标尺,大家都以为自己很有水平,还应当不断的高升,欲壑难填,的确没有底了。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 这话太简略概括了,中间省略了很多因果过程,没国力还想打仗,非被耗死不可,所以说‘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基本是个错误的命题,或者说商鞅说的没错,而我们应当正确的理解,商鞅说的六种虱害都是儒学的主张,应当说过分强调儒学,压制了法治的作用才成为虱害。 [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这话也是应当辩证的看,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代国家的财富大概只有用来发动战争是最好的财富消费方式,这里隐含着一个财富健康循环的道理。如果不用来开疆扩土,巨大的财富一定滋生苟且偷生、奢侈腐败,儒学的主张就必然发展成六种虱害,削弱国家,这是当时落后生产力、落后社会生活和私有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毕竟那时不能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有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 这里商鞅提出了国家财富在当时正确使用方向的意义和作用,不做翻译。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 这个问题今天也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府职能重叠、机构越砍越多等现象就是商鞅说的‘以治致治、以言致言’。管理的需求总是不断上升,文山会海文牍主义制约政府效率,精兵简政,创建大社会、小政府的任务永无止境。 [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这些论述都是治国安邦的最基本道理,曾国藩说事情纷繁复杂,然其要害不过一两处。抓根本抓要害,就不要忘记商鞅的这些阐述。失去法治和务实的作风,国君整天务于仁治的高谈阔论之中,没有务实的具体办法治理国家,必然滋生‘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的现象,所以国家的政体和运行机制应当守一,不能守十,基本国策要统一,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动摇,商鞅时代则是法治不能动摇,农战的国策不动摇。‘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想想共产党从红军时代、抗战时期形成的发动组织民众的办法,整个农村的组织状况是不是也颇像商鞅说的这样?商鞅这里说的‘其次’、‘其下’的状况,完全是在和儒学PK,历数儒学的弊端,尤其最后一句,简直就是在讽刺孔子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这里六虱被商鞅扩展成了十二。 [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 这里对儒学的抨击实在冤枉了儒学,儒学也是强调君权至上,但它维护君权靠的是思想观念和礼仪规则,是软管理,在春秋战国的大争时代是乏力的,没有操作性。 [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这里商鞅的思想在前几章中都能找到,故不作详细翻译,中心思想还是宣传法家,摒弃儒家。 [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其实这句收尾的话本质上还是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法家崇尚物质文明建设,增强国家的实力。现在我们的认识都比较的科学正确了,邓小平公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实是取儒法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我敢说这个因果关系不一定,商鞅时代差不多是这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不是这样了,道理不再剖析阐述,前面几篇中有所分析。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这是法家的最基本思想,前面都有,不再赘述。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 我看当时被商鞅说成六虱的儒学不是不明,而是压根就没有,或者说儒家不用大制,只用仁治,即礼仪之治。 [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这个思想前面都有论述,感觉商鞅这里是重复强调而已,不做翻译。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 这是个唯物主义思想,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关键,所以他治理民众能掌握最关键的东西。 [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 这是法治与仁治关系的论述,看来商鞅不是不要仁治,而是通过法治来达到仁治,在理论上应当说没错,实践中也是行得通的,没问题。但操作不好同样有法家之弊,法与仁在实践中也容易做成对立状态,秦二世时代的迅速灭亡就是这个道理。 [B][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 这句话是接上句阐述法家达到仁治的根本,也是在于得人心,法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这是法家的片面思想,不多说了。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感觉这句话是独对秦孝公说的,当时六国只有秦国实行法家变法成功,所以说圣君独有之,并夸赞说只有您是把仁义播撒于天下。


原文: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本文内容于 2010-7-26 11:39:11 被小编N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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