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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死刑制度,是世界上公认的对于罪犯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它直接剥夺罪犯的生命权,并且实际上剥夺了犯人进行长时间改造,从而为自己的罪行反悔.,对犯罪行为的被害人进行长期补偿的机会.

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死刑制度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原始野蛮的时代,它的惩罚性和复仇性明显大于它的对犯人的改造性,并且死刑长期在阶级社会中保持着统治者最有力统治工具的性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对于法律职能的正确认识的深入,人们更希望法律做到的是,对犯人思想的改造,而并不只是简单粗暴的肉体惩罚.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废除死刑.

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第六个五年报告,在1989~1993年间,有22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中有20个对在平时或者战时的所有犯罪废除了死刑;在1994-1998年之间的5年期间,又有1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中16个就所有犯罪、1个就平时的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1999年,又有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与东帝汶3国对所有犯罪废除死刑,拉脱维亚1国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截止到2006年,欧洲全体国家均废除了死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废除了死刑.可见,废除死刑运动已经成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我们深信,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必将促使人类真正认识死刑制度已经过时和不当, 废除死刑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写作此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死刑制度的探讨,来论证此观点.

2 从中国历史上死刑制度的使用来分析死刑制度在当时的主要职能

2.1 从中国历史来看,死刑制度的政治性适用明显大于它的普通刑事使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严刑”与”仁政”的争论,秦代奉行法家的“严刑峻法”的治国政策,用超越当时人民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的密织的法网(其中最普遍也最 残酷的当然是死刑制度)来统治国家.统治者制定了种类繁多及其残忍的死刑制度,如:灭族.活埋.斩首.腰斩.剁成肉酱.车裂.绞刑等等,审判从严,杀人多多益善.这种政策在短时间内(如秦灭六国时期)是很有效的,但时间一长,人民动辄得罪,苦不堪言,严酷的法律此时不但不能稳定社会秩序,反而加剧了人民的反抗,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著名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极其严酷的死刑威胁下发生的.历史证明,盲目的运用死刑,依靠人民对死亡的恐惧维护统治,这种方法只会导致人民也采用更为暴力的方法进行反抗.

汉代以后,政府的指导思想变为儒家的思想,统治者鼓吹“仁义道德”,刑法比秦代有所放松,死刑的使用有所减少,但是,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外儒内法”的道路,也就是说从政治的表层上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历朝君主都以儒家学生自居,无有敢公开唱反调者,但是从政治的实质上,统治者还是继续奉行严酷的法律刑罚政策,死刑仍然非常盛行和残酷,并且,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死刑制度之外,统治者还经常的”法外用刑”,典型的代表有:隋文帝.明太祖.明成祖.清雍正帝等,他们对政治敌人.罪犯的处死的严酷程度,较秦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雍正帝时处死一个舞弊的主考官,腰斩后其未立刻死去,其上半身居然在地上爬行良久,用自己的血连续写下七个’惨”字.死刑给人的痛苦,可见一斑.

因此我们可以强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死刑制度更主要的功能是统治者统治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伦理道德的外衣下,依旧是用黑帮式的严酷手段来维护统治者的独裁专制统治.在所谓”数目字不能”的统治制度下,此时的死刑制度.死刑复核制度与封建王朝的其他制度一样 ,取决与统治者 及其官僚的个人道德和好恶,既不独立也不客观.毫无对人的生命的起码的尊重.

2.2.近代中国进行的法律改革并未实现公平和自由,死刑制度延续了维护独裁专制的特点.

近代史上 ,在洋务运动之后的时间内,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学习引进外国法律制度,包括死刑制度.但是现代法律的外衣依旧掩饰不住独裁专制的内核,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法律莫不如是.

在正常的刑事法律方面,死刑被空前的滥用,比如,在北洋政府的剿匪法律中规定,抓获的土匪不问首从长幼一律处决,这和封建时代的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在死刑犯人中,很少有人经过正常审判,更不用说什么上诉权利了.在政治斗争领域,死刑法律制度已经被政府和军队的命令所代替,对敌人的无情处置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如1935年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区的围剿,命令”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不问身份不问罪状,只要是成年男子一律处决,这哪是什么法律制度?只是大规模的杀人游戏罢了.历史用血的文字说明了一个道理:杀人不是法律,更不能说明政策的正确.忽视人的生命的政府,一定不是真正的民主政府.

3 建国以后死刑制度的思考

3.1 建国以来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使死刑大规模使用

1950___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大张旗鼓的处决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在其后的十几年间,中共中央提出了”少杀慎杀”的主张,使死刑的范围和数量有所控制.但后来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指挥下,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数量总体仍然很多,并且其中很多是政治事件,严重缺乏法律依据,在当时盛行的”法律虚无说”的影响下,死刑没有制度,甚至当时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连司法机关的正常运作均不可能,判处犯罪人死刑有时仅仅由一个县级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决定了.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悲哀.

3.2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走向安定团结,人的价值开始显现,死刑的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总体数量仍然偏高.

1979年刑法颁布后,死刑条文居世界前列,之后的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29个条款规定了40个死刑罪名,共计有36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42个条文中规定了69个死刑罪名。

可以说,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立法有两个特点:

其一,死刑罪名在近十年来有大幅度增加。79年刑法死刑罪名数量实际不大,其中15个反革命罪的死刑在实践中很少适用,常用的是13个最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而以后增补的单行刑法中死刑条文和罪名均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条件由严格限制转为广泛扩展。现行刑法在死刑罪名立法上基本保持了近十年来单行刑法的死刑罪名规模。

其二,高死刑率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一大特色。我国刑法罪名总数为413个,其中死刑罪名69个,占全部罪名的1/6强。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无论在绝对数量方面,还是在总罪名数量中的相对比例方面,我国的死刑规定都名列前茅。

3.3. 中国死刑高适用率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立法中规定了较多的死刑罪名。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并未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来适用死刑,本已经规定较多的死刑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被进一步滥用了。

3.3.1刑法对于死刑适用对象的实质性限制条款,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严格执行

各地区法院对于死刑的量刑标准等等各不相同,尤其是对确定死刑标准的”罪大恶极””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理解,全国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对此进行严格的统一的司法解释.这就使一些地方法院的量刑过多的考虑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处刑偏重.

3.3.2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严格执行。

各地法院本着”从严”的精神,常常将还有一定减轻处罚余地的案件说成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没有充分考虑犯罪人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或者社会危害性并不特别巨大.并且各地死缓标准也不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

往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作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剥夺了被告人最后的改造机会.

3.3.3八三年严打,各地出现了”快抓快判快杀”的风潮,死刑的判断标准大大下移 甚至与法无据乃至从根本上否定刑法规定.

比如当时北京有一些男女青年群宿群奸,结果竟然被集体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废除了严打时期的有关临时性的法规,但是此次事件对于现在中国的死刑法律制度及其适用影响都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尤其是它给中国人民和法官以这样的错误认识:在社会风气不好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判处死刑或者特别从严的适用死刑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使死刑的滥用成为风气,可是事实却并未能够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事实反而说明,不改造人们的思想而仅仅依靠严厉的法律,社会风气是不会根本好转的.

3.3.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严打中及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将很多方面的死刑复核权下放给省级高级人民法院,从而实际上更加扩大了死刑的使用.

这在当时看来居然是所谓”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事情,但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法律问题:在中级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之后,如果被告人上诉到

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就具有两个本来必须互相独立的角色:它既是二审法院,居然同时又是最后进行死刑复核.核准的法院.也就是说,它居然有对自己的决定进行”复核”的权利.这就使法律明文规定的严格的死刑判处和复核制度实际上形同虚设,直接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死刑”二级三审制”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使人命关天的死刑判决一路绿灯,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惊人的不严肃,不尊重.冤案不断,社会反响极大.代表性的案件就是”佘祥林杀妻案”.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收回死刑的复核权,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

4 废除死刑制度的理由

中国人对于死刑的普遍肯定态度,源于两方面的重要思想根基:

第一,对于死刑威慑力的迷信。即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是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手段。

第二,以死刑“平民愤”。

4.1.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适用死刑制度能够预防或者特别有效的减少犯罪.

这两大思想根基的合理性都是大可置疑的。我国近20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对于死刑是否具备有效威慑力,也有相当大的证明力。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我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均相当活跃。按照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理论,严重刑事犯罪应当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事与愿违,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凶杀、伤害、强奸和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发案率均呈递增势头。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了普通盗窃罪的死刑,但近6年来重大盗窃案件的发案率,并未显现出大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有力的实证资料。当然,我们不能说死刑完全没有威慑力。因为可能有人慑于死刑的威力而放弃了犯罪的意图,但由于这种人不会到司法机关去进行登记,研究者很难掌握这方面的资料。笔者只想着重指出:死刑并不存在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有效的威慑力,我们对于死刑威慑力的迷信应该破除了。死刑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掩盖住犯罪分子罪恶的犯罪欲望和凶残的本性.

退一步说,即使死刑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也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在我们认为一个罪犯无权杀死其他公民,否则即为重罪的前提下,国家杀死这个罪犯以威慑其他人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呢.

4.2.以死刑“平民愤”,是对民众原始报复本能的放纵

笔者认为,死刑所发挥的最现实的功能,也是死刑得以存在的最强大的支柱的实质,是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或者说是满足人们的本能的报复心。

尽管刑罚取代民间私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同害报复的民间观念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刑罚价值观。“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仿佛受害及代表受害者的政府必须对犯人进行相当的伤害才能对受害者及其亲属进行最大补偿,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下文还将详细分析.

文明的社会需要引导民众崇尚理性。而司法应当率先承担起这一重任。不幸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却往往被“民愤”———包括“官愤”、“舆论之愤”和“受害人亲友之愤”等等所左右。

据笔者体会,许多可杀可不杀的案子最终决定适用死刑,往往是由于法官

考虑了“领导关注”、“舆论关注”或“受害人强烈要求”之类的因素。这岂不是对民众原始报复本能的放纵?!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司法人员往往也和民众一样,从内心深处存在这种传统观念.毕竟,我国的传统文化太久了.

4.3.从理论上讲,死刑不可能对犯罪产生有效的威慑力。

“治乱世用重典”,以重刑威慑阻遏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法家一派的法律思想家们奉为预防犯罪、治理国家的经典。按照近代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只要刑罚有可能带给犯罪人足够的痛苦,他就不会选择犯罪。死刑能够带给犯罪人的痛苦是最大的,当然就对犯罪人有着最大的心理强制,对犯罪行为有着最有效的威慑力。然而,思想家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乱世并不一定是轻典的结果。犯罪人实施犯罪,特别是某些重大犯罪,主要原因也不是他权衡后认为刑罚不重才选择的结果。因此,重典治不了乱世,死刑也吓不住重罪。

4.3.1从犯罪产生的根源来看。

犯罪是一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死刑不可能根除产生犯罪的复杂根源,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产生。中国清末伟大的法学家和法律改革家沈家本就曾指出:“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4.3.2从潜在犯罪人对死刑的态度来看。

死刑很难对判不了死刑的一般犯罪人产生威慑,我们期望的应该是对那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潜在犯罪人产生心理威慑作用。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谋杀犯、贪污犯、受贿犯、抢劫犯、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人等,都有时间、有可能清醒地权衡犯罪之乐与刑罚之苦的比重,但逃避惩罚的强大侥幸心理和巨大的利益诱惑或者复仇心理,往往将这种权衡冲抵得荡然无存。

政治犯罪人可能十分清楚其犯罪与死刑之间咫尺之遥的因果联系,但这些被刑法学家称为“确信犯”的人,对其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往往早已淹没了对死刑的 恐惧。并且事实上,政治犯不适用死刑已经是国际惯例了.我国现在与世界充分接轨,不应该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激情犯、情境犯实施严重罪行,如某些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人多是由于某种矛盾激化或情境刺激,以致丧失理智、感情冲动而在一瞬间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人“鬼迷心窍”,往往不可能准确地去酌量其犯罪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更不可能清醒地权衡实施犯罪之乐与应得刑罚之苦的得失比例。对这些人,死刑的威慑力可以说来不及发挥。而且,这些人大多数会事后后悔,判处这些人死刑,实际上与他们悔罪改造思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甚至会刺激侥幸逃脱者的继续犯罪心理,据研究,很多杀人犯在杀了第一个人后的想法是”杀一个也是死,多杀几个无妨”,也就是说,死刑往往间接刺激了犯罪.

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亡命徒”的犯罪人,虽然明知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并确信犯罪后必然被判处死刑,却仍然要孤注一掷实施犯罪。对这类犯罪人,死刑的威慑力是明显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激起犯罪分子更大的疯狂举动.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被围捕时,拼死抵抗,引爆炸药,屠杀幼儿,与警察同归于尽,也直接说明了这个道理.事实说明,当社会断绝个人的一切出路的时候,犯罪分子的选择往往是惊人的疯狂.

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案件反而出现了以下的情景:一些贪污犯走私犯诈骗犯等在明知会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反而顶风作案,并且用种种手段转移赃款给自己的亲属子女,最后自己被处以死刑,一了百了,导致国家的大量财产不能被追回,也就是说,一旦罪犯心目中有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么死刑的威慑作用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犯人死不吐赃,只求速死的局面.这与处理经济犯罪的基本目 的之一:挽回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损失背道而驰.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还有一种情况:刑事犯罪的罪犯自己的财产十分有限,根本不可能给予被害人以应有的赔偿,他们的一死不足以弥补他们的罪行和对受害者造成的巨大的身心和财产损害,此时判处他们的死刑,反而是不公平的.比如震惊全国的张军黑社会团伙系列杀人抢劫案,张军杀了15人,可是他的最后个人财产仅仅有2700元.他的死,不可能补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巨大损失.反过来,如果判处张军15个无期徒刑(以保证他不会轻易出狱),让他用自己的余生劳动改造,并用自己的劳动报酬补偿受害者家属,这样的判决与一枪打死他哪种更公平?用老百姓的话讲,杀他太便宜他了.甚至对张军来说,判处他死刑等于让他免于长时期的内心自我谴责,等于是对他的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讲,死刑往往并不是最严厉的刑罚.

现在在外来犯罪方法的影响下,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团伙作案后寻找”替罪羊”的案例,真正的主犯逍遥法外,如果把从犯杀了,就轻易结案,结果死无对证,反而放纵了犯罪.

就算是罪有应得的主犯,也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他们熟悉犯罪心理和犯罪线索,熟悉各种犯罪情报,他们是活着的情报箱.他们如果活着,对于继续打击犯罪,更深入的扩大作战成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举个例子:如果把大毒枭韩晓林的头脑改造了,他会提供多少贩毒案的情报,又能抓获多少贩毒分子?这与杀了他,哪个效果更大?这方面,国外做的就很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4.4. 中国死刑必然走向废止的理由分析

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死刑历史悠久。中国刑法中死刑条款的数量和每年执行死刑的绝对数量都名列世界前茅。人民群众要求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和贪污腐败现象的呼声十分强烈。这些都是中国的现状和国情。

这些现状和国情,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确信:无论世界上的死刑废除运动进行得怎样轰轰烈烈,中国都将独立于这场运动。然而这种确信是经不起推敲的。

中国死刑的发展大势是必然走向废止;20年内,中国刑法中的死刑规定及其适用,必将受到大幅削减和限制。

4.4.1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规律

死刑的历史在每个国家都是古老而漫长的,在每一个国家都经过了一个由滥用到慎用、由苛酷到轻缓的沿革过程,并且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3年“严打”以来,中国的死刑立法和死刑适用都进入了一个数量较高的时期。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反复。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哪个国家,由原始社会以血复仇制度演变而来的死刑制度,都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走向衰落,而绝不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扬光大。死刑的最终废止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4.4.2死刑走向废止是世界潮流

如前所述,世界上有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废除了死刑。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1997年4月3日的1997/12号决议敦请所有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从完全废除死刑着眼,考虑暂停处决,并号召《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所有签约国考虑加入或者批准该公约的旨在废除死刑的第二任择议定书。

1989年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宣布的该议定书宣称:“本议定书缔约国认为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继续发展,回顾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3条和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提出废除死刑所用的措辞强烈暗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深信废除死刑的所有措施应被视为是在生命权方面的进步,且望在此对废除死刑作出国际承诺”。

到1999年底,有41个国家加入了该国际文件,确定它们承担废除死刑的义务。还应该注意的是,1998年7月联合国全权大使外交会议所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中,没有就涉及的任何严重国际罪行规定死刑。

欧洲理事会大会对死刑的反对特别强烈。

在1994年通过的1044号决议和1246号建议中,该大会敦请世界上所有尚

废除死刑的议会,遵循欧洲理事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先例,立即废除死刑。而且它主张,死刑在当代开化的社会中没有合法的地位,并且其适用完全可以与酷刑相匹配,应被视为不人道的与有辱人格的刑罚。因此,该大会对希望成为理事会成员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同意立即暂停执行死刑。这种政策在1999年关于无死刑的欧洲的1187号决议中得到重申。

同样,欧盟将死刑的废除作为成员资格的先决条件。欧盟声称,作为由所有欧盟成员国所同意的一种具有强烈约束力的政策观,要朝废除死刑的方向努力。它们强调死刑在当代文明社会的刑罚体系中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的发展。许多欧洲国家采纳“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法原则,即如果存在被适用死刑的危险,则拒绝将人引渡到保留有死刑的国家。

大赦国际是致力于废除死刑的重要国际组织。在1997年关于废除死刑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大赦国际发表了《斯德哥尔摩宣言》。

该组织敦请各国政府立即彻底废除死刑,并敦请联合国明确宣布死刑违背国际法。大赦国际认为,任何支持保留死刑的犯罪学上的理由都不如支持废除死刑的人权方面的理由。大赦国际并联合其他42个具有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咨询资格的国际非政府人权组织,发表了一份《关于废除死刑的联合声明》。可见,废除死刑运动确已形成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4.4.3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必然使中国迅速汇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接轨的速度空前加快,中国的法律体系必须尽快的与国际通用法律惯例相适应,否则,必然在国际舞台限于孤立状态.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土耳其坚持不废除死刑制度, 结果被欧洲联盟拒之门外.我们必须改革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包括逐步废除死刑制度.

还有在联合打击犯罪方面,由于”死刑不引渡”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如果我们坚持死刑原则,则必然带来大量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大量外逃的罪犯如何追回?大量在无死刑国家对中国公民的犯罪如何处理?

5 废除死刑制度可能带来的缺点的补救方法

我们列举了种种废除死刑的好处之后,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人民群众对于废除死刑制度的反对心理是有一定的深层的原因的,那就是:由于腐败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的司法不公现象,人民群众担心,一旦对犯罪分子停止使用死刑而判处其无期徒刑,那么他们往往会利用司法腐败和法律漏洞,侥幸的提前出狱,继续危害社会.这种担心完全是必要的,但是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担心就停止改革的脚步.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健全法制,打击司法腐败.同时,我国也可以采用一定的补救方法,比如:修改刑事诉讼法,对于罪行极大的犯罪分子,判处其几个无期徒刑,或者废除无期徒刑判处其相当长的有期徒刑.这就极大的防止了他们利用减刑逃脱法律制裁的可能,同时加大对犯人重大立功的奖励和其他人道主义规定,争取做到两全其美.事实证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这种制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学习.


结 论

勿以暴力治理暴力.--------列夫.托尔斯泰

人类社会从愚昧落后到文明开化,人的价值不断的增大.人毕竟只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有时可能是及其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能不能因为他们的错误就剥夺他们的生命呢?用杀人来制止犯罪,用杀人来制止杀人,都已经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让我们展开胸怀,保留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监狱里进行重生的改造吧.我们应该证明:法律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惩罚,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对人的改造.

中国,作为世界上进步最快的新兴国家,必然顺应历史大潮的发展方向,改革并逐步废除死刑制度,从而向民主自由的法制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我们深信,我国的法律必将闪耀出鲜明的人性之光.

本文内容于 2010-7-21 14:18:27 被小编a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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