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职工成职业哭丧人 靠声音表情完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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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替人哭丧,赚取一定报酬———随着电视剧《手机》热播,里面的哭丧人路之信,引发了人们对哭丧者的关注。   事实上,哭丧人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因其特殊性而“低调”地存在。在重庆、成都两地,哭丧人与他们所在特殊乐队,在过去十多年中已职业化发展和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市场。   调查显示,哭丧人多是曾经的下岗者。他们靠哭泣与哀唱获得收入,维持生活。他们与乐队其他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在经营一个职业,做好一份工作。   胡兴莲扎起两个辫子,各翘向一边的天空。   她的艺名叫叮叮猫(重庆方言,蜻蜓的意思)

替人哭丧,赚取一定报酬———随着电视剧《手机》热播,里面的哭丧人路之信,引发了人们对哭丧者的关注。


事实上,哭丧人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因其特殊性而“低调”地存在。在重庆、成都两地,哭丧人与他们所在特殊乐队,在过去十多年中已职业化发展和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市场。


调查显示,哭丧人多是曾经的下岗者。他们靠哭泣与哀唱获得收入,维持生活。他们与乐队其他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在经营一个职业,做好一份工作。


胡兴莲扎起两个辫子,各翘向一边的天空。


她的艺名叫叮叮猫(重庆方言,蜻蜓的意思),两个像蜻蜓翅膀的辫子,是她的标志。每次“演出”,她都扎起这样的辫子。


她52岁了,是一名哭丧人。


哭丧是一种古老的丧葬习俗。资料显示,挽歌入礼,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流行于南北朝。不同的民族、地区有不同习俗。文革时期,哭丧被认为是封建流毒曾沉寂。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地区又兴起。


这些历史,胡兴莲并不了解。不过她并不避讳自己的职业。她说哭丧是“演出”,表演得好,才会得到认可。


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胡兴莲被认为是重庆十大哭丧人之一。她曾接受过新加坡电视台等媒体采访。


现在的胡兴莲,已不单单是一个哭丧人。她是一个乐队的老板。


这乐队,是特别的,主要参与红白喜事,间或参与商业演出。据介绍,在重庆,一个较为成熟的乐队,由四到十人组成,人手紧张时,歌手兼任乐手,人手充裕时,有专门乐手,键盘、鼓手、小号、萨克斯等。


乐队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有演出了,由组织者号召大家,“演员”也是松散的。


在重庆,人们把在丧礼上的演出称作“唱板板”,称这个行业为“板界”。胡兴莲踏入板界14年了,做职业哭丧人也有7年。


据胡兴莲粗略估算,重庆现在有将近2000个这样的乐队,几乎每个乐队都有哭丧人。


演出


念祭文的过程中,胡兴莲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爹”或“娘”,让亲属进入悲戚的氛围


7月7日晚,重庆市江北区白云村一个小区里,一位老人的丧礼在举行。约晚上7点,胡兴莲和乐队的人到了灵堂。


仪式开始前详细问了家属关于逝者的一些情况。这是她的固定功课。


胡兴莲梳起两个辫子,接着开始化妆。她认为,化妆是对丧家的尊重。


她说哭丧人一般化淡妆,披白色丧衣。有的人则复杂些,穿白色戏服,还佩戴“宝石”头饰。


大约晚7点半,胡兴莲在灵堂召集逝者亲属,开始念祭文。


祭文是有模式的,只需根据死者情况相应变化。大多是说死者如何勤劳,受人爱戴,又如何关心子女等。


念祭文需要语气悲伤,声调抑扬顿挫。胡兴莲念祭文时,有时会凄厉地喊一声“爹“或“娘”。这个时候,跪在灵前的丧家会开始哭泣。


念完祭文,便是哭丧,是以哭泣的声音唱,伴着哀伤的音乐。胡兴莲说,这个环节主要是营造悲伤氛围,带动家属通过哭泣释放悲痛。


这次的丧礼,因逝者身份特别,亲属要求取消哭丧环节。


胡兴莲说,在农村哭丧时候比较多。从影像资料看,哭丧时,胡兴莲有时哭喊,有时掩面而泣,有时匍匐在地爬向灵前,表情悲痛。有的丧礼上,她边哭边爬行几米。


这往往让现场的人唏嘘动容。她哭丧的过程中,逝者亲属有的会呜咽,有的泪流满面。


哭丧结束后,是丧礼演出的第二部分。胡兴莲说,丧礼演出一般是先悲后喜,通过哭释放悲伤,再通过小品、唱歌等方式,让丧家暂时忘却忧伤。


曾经,这部分的演出是唢呐、板鼓以及川剧,到如今则发展为唱歌、小品甚至魔术表演。


根据胡兴莲的经验,在农村,第二部分是重头戏,在城市,则不太受待见。


这次,因家属有要求,她将小品取消了,与几名歌手唱歌。


后半部分的演出刚开始,逝者的一些亲属已离开。胡兴莲他们唱了几首歌,就结束了演出,“丧家重视,我们就重视。丧家不在乎,我们也就不在乎。”


收入


除了收取一定演出费用,丧礼演出结束后,点歌环节会给乐队带来收入


7月7日晚的丧礼开始前,丧家把费用给了胡兴莲,她随手装起来,继续进行着准备工作。胡兴莲说,一般一场演出收费200到800元。


这晚的费用是200元,扣掉中介费70元,乐队六人得130元。


中介费是给花圈店的。胡兴莲介绍,随着板界发展,直接与丧家接触的丧葬用品店,变成了乐队中介。而随着乐队越来越多,花圈店也发展,承揽了关于丧事的一切服务,并取名“一条龙”。乐队其实是花圈店一条龙服务的一个环节。


胡兴莲现在的生意,多来源于花圈店。


除了演出费,哭丧人还会得到小费。在重庆,一般是哭丧仪式行将结束时,丧家挽起哭丧人,送上花束,小费夹在花束里。在成都,则是哭丧过程中将小红包放在哭丧人身边。


胡兴莲说,小费差别很大,从一两元到几百元不等。


重庆DV爱好者朱毅力曾用近三年时间拍摄纪录片《职业哭丧人》,他介绍,多数哭丧人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七八百元。


7月7日晚,丧礼演出结束后,是观众点歌环节。胡兴莲换了花衣服,与演员们在台上又唱又跳,台下观者不时叫好。


这是乐队的创收环节,点歌20元一首。


据介绍,重庆的乐队,主要靠点歌赚钱。成都的乐队则靠演出费为主。据成都双流县一个乐队的组织者张建介绍,演出费一般一场一两千元,主要看乐队的水平和名气,高的也有上万的。


张建跟妻子金国荣共同组织乐队,妻子是乐队的哭丧人(成都方言为“吹吹儿”)。他说他们每月收入大概两千元。


当晚,胡兴莲的乐队点歌收了700元。每个队员110元,除去开销,她自己剩了130元。


入行


离了婚,一个人照顾父母和儿子,胡兴莲做营业员的收入无法支撑,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胡兴莲回到家已是深夜,她瘫软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她说这种表演太伤身心,表演哭丧的时候,“手脚经常抽搐,心里疼,两眼发黑”。哭丧也带来了后遗症,胡兴莲说一年多来手不时地发麻。


不过,胡兴莲已习惯了这样的表演,她自己统计,已为4000多名逝者哭丧。她现在哭丧时不再流泪,而是用声音和表情来完成。


一般,哭丧人会联想自己的经历,让自己流泪。职业哭丧人金国荣说,她第一次哭丧时很紧张怕哭不出,但想到自己其实怕死人还要表演这个,又想到创业艰辛,哭得稀里哗啦。


胡兴莲哭丧时也会先酝酿情绪,寻找逝者故事里能引发自己共鸣的部分,联想生活细节。实在哭不出来时,就用哭腔。


胡兴莲说,对于哭丧人,哭腔、掩面、跪地,都是增加表演效果的技巧。


这些,都是她进入板界以后总结出来的。


她曾是一名百货公司的营业员。1995年,她离了婚,要照顾上大学的儿子和患病的父母。当时每月工资200多元。她白天做营业员,晚上去餐馆端盘子。


“我平时比较活跃,喜欢唱唱跳跳。”胡兴莲说,有次同事叫她去丧礼上唱歌,她去唱了三首,得了20元报酬。


20元,她有些动心。她对领队说:“你们觉得我行,就再联系我。”之后她开始兼职唱板板。


她记得其实第一次唱板板时很害怕,当晚脑子里全是哀乐,一夜没睡着。她之前从不敢去参加丧礼。


朱毅力介绍,这一行当的人大多是下岗职工。


相比之下,成都双流县的张建、金国荣夫妇的入行,稍有些特别。


1997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他们邀请一支乐队演出,主持人边搓脚边读祭文,让张建忍无可忍。一个乐队成员告诉他们,扣掉成本,一场演出能赚近500元。当时张建夫妇每人月工资200元,有时还发不出。


他们决定自己组建一支乐队。当时,当地的川剧团解散,演员们在街头卖早点、擦鞋。他找这些人加入乐队。


在重庆,2003年,胡兴莲下岗了,之后她正式踏入板界,成为一名职业哭丧人。“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做这个。”


职业


哭丧人彭英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胡兴莲有专门的哭丧服,她自己设计的。这些年,她的哭丧服有过很多变化。


她说,哭丧后,她做过很多尝试。模仿电视里戏服的样子设计哭丧服,套用一些戏曲的段落,自己改词,做哭丧的歌。


她希望能让人记住自己,希望更多的人请她。


2003年,她的第一次哭丧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加上了动作,比如下跪之类的。”那次丧家非常感动,第一次哭丧,胡兴莲得了50元小费。


记住她的,还有乐队,“这能让更多的乐队请我演出”。


很多哭丧人,不唱《哭爹》,即使丧家给上千元小费也不唱,因为《哭爹》是把逝者当爹哭。胡兴莲唱。她说她不在乎这种丢人,“丢人的话,还请我们干什么?”


“哭丧是整台演出的一个节目。既然乐队收了钱,不管给不给小费,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胡兴莲觉得,哭丧人应该尊重自己做的事。


做了十多年职业哭丧人,31岁的成都人彭英认为,哭丧是要包含感情在里面。她觉得,一些年轻的入行者,并不尊重这个职业,只是拿了钱完成任务。


彭英15岁就进了板界。初中毕业后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送她学了这个。为此她还当过学徒。


现在的哭丧人一般不收徒弟了,收一个徒弟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哭丧人金国荣说,这不是一份安稳的工作。


她说,为了节约成本,乐队要求哭丧人除了会哭丧,还得会唱歌、演小品等。


彭英也说,哭丧人只有成为多面手,才能赚更多钱,否则养不活自己。


这需要快速的角色转换。哭丧时流泪哀泣,哭完之后,转脸便要调整情绪,进入下一个表演状态,很可能是逗人笑的小品。“从哭到笑,就像川剧的变脸”。


乐队晚上做丧事,白天有时还接喜事。大多数人会尽量不让人知道自己哭丧的身份。


胡兴莲说,因高强度工作转换,哭丧人很容易犯错。比如,在喜事上脱口而出“请新人入灵堂”。说错了话,不但不会收到钱了,还会挨一顿打。


她也犯过类似错误,只是最后硬生生地把悲字改成喜字,“打马虎眼才混过去”。


除了哭丧,胡兴莲也学习乐队的其他项目。后来她能够做歌手、主持人、小品演员,有时甚至能充当鼓手。


她在圈里出名后,有人专门请她哭丧。她说,最远她被请去过山西哭丧,被四辆奔驰车接去。


生活


有一次到电视台做节目,嘉宾说她赚死人钱,为了钱放弃尊严,胡兴莲尴尬不已


在很多年里,胡兴莲一个人住,她养了宠物狗陪着自己。


她说最难受的时候,是一个人回家后的孤独。她每天都想将自己累得精疲力竭,回家什么都不想,倒头就睡。


她一直觉得亏欠儿子,她说拼命赚钱,是希望能从经济上补偿儿子。儿子现在自己开演艺公司,她能资助一些。


离婚十五六年了。她也曾再婚,但儿子跟那个男人常打架,后来她又离了。


朱毅力说,他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发现胡兴莲的邻居几乎都不与她来往。胡兴莲以前住的是老房子,带院子的那种。周围都是原来单位的同事或熟人。但几乎没人与她来往。


胡兴莲说,时常能感受到别人眼光的异样,“那种眼神,远远地看着你就绕着走。虽然不说什么,但能明显地感觉到。”


2006年,有电视台邀请胡兴莲做一期对话节目。有嘉宾认为她是在赚死人钱,认为她是为了钱放弃了尊严,并且在宣扬封建习俗。


那个现场,令她尴尬不已。她至今不愿回忆。


张建和金国荣说,做这行,难免让人有些忌讳。他们在聚会的时候,经常是,朋友过来打了招呼,马上找借口走开了。“我知道他们不想挨着我们坐。”


据介绍,职业哭丧人多为女性,他们的丈夫多是同行。彭英说,“一般很少找外行的,这样工作方便点,而且也少了一些麻烦。”


“别人看不起,我们自己要看得起自己。”金国荣说,“我们出去表演,都称各自老师。比如主持人会说,有请某老师表演节目。”


板界的人会互相支持。2002年的时候,重庆板界上百名乐手自发聚集在一起,为一名车祸身亡的萨克斯手举行了追悼会,很多到场的人并不认识死者。这些乐手多是下岗职工。


不过,胡兴莲觉得,只要丧家认可,只要能赚钱养家,自己就是成功者,“其他的不在乎”。


未来

随着竞争激烈和行业规范,胡兴莲觉得市场越来越不好做了,她有点担心以后


胡兴莲的母亲有冠心病,许多年来靠她照顾。母亲说,女儿的工作很不容易。她走在外面,有人夸胡兴莲唱得好,她会感到自豪。


胡兴莲与儿子的关系不太好。她觉得儿子不理解自己,不尊重自己。她抱怨儿子不来看她。她担心自己老了没人管。


儿子有些委屈,他说自己其实理解母亲工作的辛苦。他觉得母亲脾气不好,可能是因母亲长期从事的职业,让她看多了不孝的儿女,所以总担心。


成都职业哭丧人金国荣则没有这样的担心。她说15岁的女儿理解她,她哭丧时,若女儿在场,也跟着哭,懂得妈妈好辛苦。


2008年,胡兴莲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把母亲接到一起住。


朱毅力介绍,胡兴莲是哭丧人里的佼佼者,她名气大,被媒体关注,她把这些报道剪下来,放在节目单的首页做宣传,有时一个月收入万元。


不过,胡兴莲说没有那么高,也就五六千。她说自己买不起养老保险,补交不起医保。


胡兴莲其实有些担心以后的生活,她觉得市场越来越不好做了。


据介绍,川渝两地板界蓬勃发展,是在1995年前后。1992年,重庆市区开始禁放鞭,民间办丧事缺少了重要的“仪式感”,这间接推动了板界的发展。重庆当地媒体称,板界鼎盛时期全行业近十万人。


到2002年,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殡葬事务管理办法》,不允许乐队在主城区演出。城区的丧礼在每个区设立的安乐堂举行。


胡兴莲说这对板界影响很大,有的乐队因此解散了。此后,板界向城乡接合部或乡村倾斜,更加边缘化。2004年,胡兴莲想与安乐堂合作,她拿着纪录片和报道去毛遂自荐。要交12万元押金,她说拿不出“只能放弃了”。


胡兴莲说以往一个月有30场演出,现在20场左右。


她与金国荣他们共同的压力,不仅是市场的缩小,还有不断涌入行业的能歌善舞的人群。


她们都说,曾想过改行,但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也可能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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