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演出市场高票价的背后推手 歌迷为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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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演出市场高票价的背后推手 歌迷为谁买单?

2010年5月2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某演唱会上,歌迷们挥舞荧光棒。



谁是演出市场高票价的背后推手


在内地看演唱会是件很奢侈的事


1080,1280,1380,1680,2500 ……这些数字来自一份北京下半年演唱会统计表,每场演出的最高票价逐级递升。最高的那个数字属于王菲。2010年10月,王菲复出演唱会将在北京、上海举办10场,票价从300元到2500元不等。截至7月19日记者发稿时,票务网站显示的信息表明,最高票价和最低票价均已预订一空。


“虽然觉得有点贵,但是没办法,贵我也愿意。”在百度“王菲吧”里,一位网友这样说,“不知道还有几次能够听到她的现场演唱,所以一定要去。”


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三年来,北京地区大型场馆演唱会的平均票价分别为712元、456元、571元。而据媒体报道,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告别舞台演唱会在伦敦的门票预售价格,也只有50至70英镑。


“最高票价是高,并且是虚高。”上海新翼演艺有限公司经理童宁宇说。“一些歌手为了把自己的水准放到一个位置,他只有用最高票价这一档来定。港台一线歌手普遍都是1680,我要是订到1280我就丢份儿了。但这个能不能卖出去,或者说有多少张票,都无所谓,有可能这一档票价根本就没有卖,或者没人买。对主办单位来说,能卖得动的,是最高票价和最低票价,最低票价和最高票价的数量加起来不会超过20%,另有80%是中档票,售票率不会很好。所以,把最高票价定高,也能提高平均收入。”


同一场演出,也存在着内地票价高于港台地区的现象。


浙江大二的网友糖糖最终选择去香港红馆看偶像的演唱会,“红馆演唱会票价在150元到500元,480元的票价可以坐到最好的位置近距离看偶像,而萧亚轩在内地开演唱会,480元的票,得带望远镜。”


“在香港,看演唱会全然是大众消费,在内地,演唱会还是针对的高端歌迷,看演唱会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太合麦田总经理宋柯说。


演出市场动辄上千元的票价,到底是艺人价值的体现,还是虚火飙升?“现在有一种说法,演出商故意炒高票价赚取高额利润,其实不是。演出商都明白,票价定高了卖不出去,是一种风险。”中国演出家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克宁说。


在朱克宁看来,造成演出市场高票价的原因,主要是演出的高成本,而这不仅仅是几个数字的问题,其背后折射出演出市场诸多不合理因素。


你在为谁买单


一场演唱会下来,你知道自己为哪些人付了账吗?


据悉,一场演出必备的主要成本包括主创人员、演出人员的酬劳,舞台布景、灯光、音响的设计,场租等几大部分。国外表演团体的演出还要加上往返机票及食、宿、行的庞大开支。据宋柯介绍,一些艺人的出场费就占到总成本的50%以上。


不仅如此,场租、安保费、广告宣传费也在逐年提升。据童宁宇观察,广告费正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且媒体逐渐不再接受合作的方式,而更希望硬广告的投放;目前上海普通剧场的租金为每场3万~8万元,体育馆为每场10万~25万元,而大型室外足球场则要到40万~50万元;另据上海演出行业协会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体育场馆举行的大型演出,为保证演出顺利进行,演出单位不得不在场租费之外,再支付高额的安保费。以上海体育馆为例,每场演出的安保费用在5万元左右。


此外,票务代理公司还将收取票款收入15%左右的代理费,这些最终都将体现在票面数字上。


这还只是看得见的账单。


在朱克宁看来,这些问题还可以从市场角度解决,而对演出市场伤害最大的,是政府对演出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伤害市场自己没法解决,是造成高票价的痼疾。”


尽管2008年7月颁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演出举办单位不得以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名义举办营业性演出。但朱克宁发现,各地方政府办演出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个节庆,那个庆典,全国2000多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每年不知道要办多少演出。很多歌手每年几十场上百场演出,其中很少有商演,大部分都是参加政府的演出。政府的演出不是用商业操作,而是一味追求演出的宣传效果、政绩,他们常常会指定要某某演员,一定要把指定的演员请到、舞美一定要漂亮。演员不断参加这样的演出,参加几场后出场费就上来了,而且还有一大堆政府演出等着他呢。这是人为地抬高身价,而且身价上去了就很难下来。”


演出赠票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但粉丝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些赠票的成本最终也转嫁到他们身上。据朱克宁透露,2004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场演唱会送出去的票近万张,占总票数的25%,赠票对象包括审批机关、媒体、公安等多部门。“有些人会说,反正你也卖不出去,还不如送。但在设计票价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些(赠票预算)算进去。”


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业内人士称,赠票数量最高时可达总票数的30%。“上海在演唱会的经营方面就比较讲究市场规律,甚至宁愿卖不出去也不愿意挪出一部分当赠票。但在北京不同,有很多人宁愿通过其他途径搞到赠票,也不愿意狠下心来买一张。这一现象在二三线城市更严重。赠票的预算,可能就会转嫁到其他消费者身上,毕竟演出商也不想亏本。”宋柯说。


这些隐秘的推手,悄然抬高了演出市场的票价。所以,当你一脸沉醉地摇晃着荧光棒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你同时也已经为那个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买了单。


用市场的手解决市场的问题


在采访中,不止一人提到,可以用增加场次的办法来降低演唱会的平均成本。“一个城市只有一场,物以稀为贵,想看的人多,但票只有那么多张,自然票价就高。而且一次演唱会只演一场的话,单位成本就高了。像在港台和国外,一般演唱会都是连续很多场,完全不需要去抢一张票,而且连续演出的话,像场租、灯光、舞美这种硬件成本就能够降下来,分摊到每场演出上的就会少很多。”宋柯说。


但并不是每个艺人都具有可以连演的票房号召力,而且,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不够均衡,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对于演唱会的标准、音效都要求不一,“像纵贯线(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短暂组成的乐队--编者注)的巡演,可能北京、上海的观众要求会更高,但到了其他二三线城市,又要换一套班底,这样的话,中间转换还有短租的成本就高很多。”宋柯说。


因此,在朱克宁看来,更具有普适性的手段,是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票价。“目前的计税方式不合理,不是按照实际收入计税,而是按票面数字。但实际上出去的很多票不是卖出的,因此收费的标准定得高。另外存在着重复计税的问题,主办方这块收税,场租也要收税,几个环节都要收,造成演出成本增大。”


“政府的扶持不应该仅仅是几个项目,那解决不了问题。”朱克宁说,“不是关注票价本身,而是解决演出各个环节政策性规定。政府治理市场环境,更多应该依靠市场,用市场的手解决市场的问题,减少不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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