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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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 马也 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史称“同治中兴”,主要标志为洋务运动,二而一也。这个“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洋务运动,发动于清廷,起始于被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最大代表为李鸿章。 1860年前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由拉变打,对清廷由打变拉,汉族地主阶级同满族地主阶级愈加合流,西化派官僚渐居主流。 1860年,英法两军攻入北京。清皇室亡命热河,命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訢议和,分别与俄、英、法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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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


马也


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史称“同治中兴”,主要标志为洋务运动,二而一也。这个“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洋务运动,发动于清廷,起始于被称“中兴第一名臣”的曾国藩,最大代表为李鸿章


1860年前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由拉变打,对清廷由打变拉,汉族地主阶级同满族地主阶级愈加合流,西化派官僚渐居主流。


1860年,英法两军攻入北京。清皇室亡命热河,命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訢议和,分别与俄、英、法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5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奏复,主张“资夷力”以“助剿”济运,纾一时之扰。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奏称,“发捻交乘,心腹之害”,借三国诸葛亮“联吴伐魏”故事,力主联合列强、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随后他又上奏,陈述办洋务的政绩和经验:“臣等自联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昵而就我。若乘此机会,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不难渐次扫荡。”他的“机会”,就是列强“安静”而且“可昵而就我”。7月7日,“上谕”从奕訢奏,“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力”。8月13日,曾国藩有“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称由这一“上谕”“仰见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这里显示的,是最高统治集团与列强统、与国内人民战的战略一致。8月22日,咸丰卒于热河行宫,同治继位。


“同治中兴”由洋务运动的热闹登场,敲起开台锣鼓。


所谓“中兴”和洋务运动,由曾国藩的外购,到李鸿章的建厂,“第一要务”均为用外洋船炮镇压国内人民反抗。李鸿章1865年9月20日有“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摺”,说到他1862年在上海设制炮局、后来创江南制造总局,宗旨皆为平定太平天国,对洋技术之被百姓掌握,用于发展国内生产和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则须“向例设禁”、“随时设法羁縻”。直到光绪年间,李鸿章还有1882年4月23日的“试办织布局摺”,说“十年以内,祗准华商附设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894年,他的“推广机器织局摺”,再次强调国内无论官办民办,皆以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


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31,收有一篇署名俞赞的《卹商论》,如此评论洋务运动:“开矿、商务、机器织布等局,事事步其后尘,事事为所愚弄”,结果不过“化子虚为乌有”,“到处创办,到处无成”。唯一成功的,是摧残稚嫩的中国民族工业。这也正是西方列强的本意。《时务报》第8册,刊有原载1896年9月29日上海《字西林报》,署“英人某”的匿名文章《论机器不宜进中国》。《时务报》的按语就说:“西人之妒我兴机器以夺彼利,其言如此,而中国犹有以机器为不当兴者,岂欲保护西商之利权耶”。


西方军人直接参与曾国藩、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人华尔组建的一支军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称,他成为“中国政府所可以希望拿来剿灭叛乱的唯一力量”。华尔的后继者,是英国人戈登。为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胜利“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为左宗棠作传的倍尔士索性说,“实际上消灭太平天国的就是外国人”。


曾国藩、李鸿章之“洋务”,始终贯穿的指导思想,用曾本人的话来说,叫“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叫“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此人特别赞扬“米夷质性醇厚,于中国时思效顺”,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亲美派。他在外交领域的最大成绩,是1870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理天津教案,明知“曲在洋人”,却判当地府县官员充军、无辜百姓16人处死、赔偿法国人白银46万辆,直到清廷大员赴法道歉。由是天下汹汹,“中兴名臣”一变而为“卖国贼”,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怒火中烧,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


曾国藩的继任者李鸿章,尤其是办洋务的“高材生”。日本人说他“前半生甚亲英国,后半生最亲俄国”。其实他的方略,是“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这就叫“以夷制夷”。从朝鲜、辽东半岛、山东沿海、硫球、台湾,到新疆、越南、缅甸一线,凡遇列强,则每战必败、一路退缩,无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同治中兴”期间,帝国主义逐步建立起对于清政府的控制。以海关为例,此前之为外国人支配者仅上海一处,这时则变为上海海关制度推行于其他各口。1863年,广州英国领事馆翻译赫德,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在职45年,制定和一直推行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中国海关完全落入外人之手。


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同治登基以来的“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曾经编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阅编》的陈弢,称这个“同治中兴”的政绩,是“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即有史以来所未见的意思。1876年,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在他的出使日记中写道:西方列强“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中国“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


清王朝分明已经徒有其表、架构支离,1879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桢到日本考察,还在打肿脸充胖子、漫天吹牛:“我朝威灵堡叠,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问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于无远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者所可同年语也。”


1884年中法战争,后一年,曾出使英法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更在外国报纸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其文尤妙不可言:


中国与西国人相交,更为亲睦,更出以实心,为从前所未见。其於英国尤为莫逆。诸国有所请于中国,苟能合理,每许虚公妥议,可从则从,从前亦无此舍己从人之美意。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愚以中国虽记其前之屡败,决不愿弃其和好之心。盖中国不似他国,一受灾害,始终切齿······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这已经不仅是卖国求荣先驱内政外交的纲领,而且成为交付其后各代“皇协军”和他们徒子徒孙的政治遗嘱了。


参加洋务运动的人,后来发生分化,有些兴办实业,有些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是在总体上,洋务运动和它所代表的“同治中兴”的功业,仅仅是在鸦片战争开始,确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这实在很难说成中华民族的光荣。


不妨引述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评价:所谓“同治中兴”“削平僭伪,绥靖边陲”,就是不惜借外国力量镇压人民、向侵略者屈膝,就是“勉强糊起来的可耻的纸老虎”,“好可怜好可耻的‘中兴’啊”。


2010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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