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生高考语文只写作文 攻击专制主义被评自毁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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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豪告别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二(27)班的教室,已经14个月了。


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网站的“知名校友”栏目里,有上百位博导、院士、将军、书记、委员、董事长、总经理,也有少数几位文化领域的知名人物如易中天蒋方舟


2010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李红豪的一千六百多名同学,如今已经拿到了各自的高考成绩。有406人分数超过600,学校初步统计的理科重点率达到84%。


李红豪既不在这84%之内,也不在这84%之外。他手里只有一份语文试卷答题卡的复印件。14个月前,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语文这一科,他交了份“另类白卷”——除了作文,答题卡上一片空白。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他的班主任说,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名叫《逃花园记》,自掏3万块出版。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李红豪不这么觉得:“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我是半主动……应该说是被和谐了。”


《草见人命》原稿摘登


罗素早就想,“从上学时间看,中国儿童应该最有思想”,后来他意识到他错了,“一些愚民的教育正是旨在铲除一些儿童爱思考的习惯。”前些时候曾有“小学生背领导名字”一事,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


高考作文评分规则会告诉你“不得讽刺社会、教育、高考”,否则处以极刑。这做法颇有日本历史届的风范。这样一来,中国人便乖了。这霸王条款的明文规定加上黑格尔的理论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专制主义支持,因为黑格尔告诉我们,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


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总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经打算不考了,准备跟老师讲一声。”李红豪回忆,“卷子发下来,看了一眼,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


但是看到作文题,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卢梭在《忏悔录》里是这么写的:“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


按照“正常”的应试思路,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提炼出“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


在被认为“自毁前程”的这篇作文里,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要按正常写,还不是那些陈词滥调,我们的所谓作文写来写去就是那些东西。”直到南方周末记者问起,李红豪都还没有设想过如果按照“常理”他会怎样写这篇作文,“一篇作文可以套十个题目,改动几句话就套上去了。我初中就这么过来的,一篇作文用过七八次。如果你上过10年语文课,就会深深地有这种感觉,但是没办法,试卷上的分数在大家脑子里是根深蒂固的。”


期中考试如此重要,他居然敢打算不考了,记者表示不解。李红豪很淡定:“对高中来说,只有高考才重要。”


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语文卷子发下来,唯独没有李红豪的。“那时候我在外出差,他给妈妈发了条短信:卷子没发下来,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李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周一早自习,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你。”李红豪回忆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我去了六七次学校,一开始没联系校长、高层,老师的顾虑比较多。反复找老师、各级领导核实细节,花了大量时间。”史强说。今年3月,他跟学校协商一致,陪着李红豪及其父母,与校方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开始气氛还好,谈到还原事件本身,李红豪情绪上来,局势失控。李红豪觉得委屈,激动,老师也觉得自己没问题。”最后还是僵局。


学校也曾表示,不反对李红豪回校上学,但李红豪的家长觉得,得有个说法才能回去,否则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我觉得学校太武断。如果他违法,公安局会找他;如果他违反校规,那你就拿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出来,违反了什么,怎样处罚;现在是完全没有说法。”李父宽厚温和,即使说到这个话题也并不显得激动,“写作文本身就要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独到的见解,这才是个好学校,才是育人的地方。实际上我后来看了作文,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的情况是耽误了他的青春,做家长的非常惋惜,我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校方起初一直不愿把那份作文试卷提供给媒体,史强第五次去学校,才终于拿到一份复印件。这倒是间接地替李红豪撑了腰。“假如这篇作文,问题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应该巴不得马上拿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你们看这个孩子问题多大。”李红豪说。


今年4月,李红豪虽已离校一年,同学还是把他叫回学校一起拍毕业照。现在除了出门参加同学们奔赴大学之前的各种聚会,在家看书、看世界杯,李红豪并没有固定的日常生活作息表,对于未来,也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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