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福建城工部事件(连载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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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color=#FF0000][B]幸免于难的闽南和闽西[/B][/color] 城工部组织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城市人群为主要工作对象(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的专门组织。因此,城工部在各地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当时,闽浙赣区党委的统领地域不仅仅只有福建(当然,福建是主体部分),还有江西东北部(包括南昌)和浙江南部、西南部。在福建发生的事,当然也避免不了在江西、浙江发生。但是,幸运的是,江西和浙江都因为一个“慎重”,没有形成重大的冤案。 事实上,闽浙赣区党委的决定都贯彻到了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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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免于难的闽南和闽西

城工部组织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城市人群为主要工作对象(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的专门组织。因此,城工部在各地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当时,闽浙赣区党委的统领地域不仅仅只有福建(当然,福建是主体部分),还有江西东北部(包括南昌)和浙江南部、西南部。在福建发生的事,当然也避免不了在江西、浙江发生。但是,幸运的是,江西和浙江都因为一个“慎重”,没有形成重大的冤案。

事实上,闽浙赣区党委的决定都贯彻到了这些地方。接到上级组织的命令后,这些地方的党组织多了一份心眼:这些同志都是出生入死好多次的党员骨干,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成为叛徒、特务了?他们这些人要是叛徒、特务,那共事这么长时间,大家岂非全玩完了?但是,上级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于是,这执行的方式便都“实事求是”起来了。举个例子,时任闽浙赣边区党委赣南特派员的黄裔在接到区党委通知后,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稳妥的决定:没有把江西城工部的同志调上山,而是切断了与江西城工部组织的一切联系,让他们独立作战,“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证明自己。” 南昌城工部的领导人李健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率领城工部组织独立作战,确实在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证明了自己,使南昌城工部的地下党组织完整地幸存下来,迎来了解放大军。

闽南(厦门)和闽西(龙岩)的城工部组织,则得益于当时的领导体制。按照当时的工作分工,闽南、闽西的党组织隶属于南方工委领导。但是,既然位于福建,闽浙赣区党委当然对其负有通报和指导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闽浙赣区党委没有向闽中地委下发处理厦门城工部人员的名单,闽中地委也没有向厦门党组织进行传达。所以,厦门党组织对福州、闽东、闽北发生的城工部事件并不了解,直至1949年3月底,泉州中心县委收到了闽中地委发来的布告,并要求立即到厦门张贴后,才由泉州中心县委转告厦门市委,要求“自行安排解散组织,然后再(把布告)贴出去。”厦门市委在接到处理并解散城工部的消息后,并没有草率行事,而是临危不乱,本着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闽中游击支队并非市委上级领导。市委没有得到上级党的指示,无权解散一个党组织,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闽中支队的布告已经公开出现,市委如果继续活动,势必会引起冲突,造成厦门所有党组织暴露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决定从1949年4月10日起停止一切组织活动。”同时向华东局和中央组织部提起申诉,安排厦门城工部的党员干部尽可能通过兄弟组织的关系进入游击区,也可以回家暂时隐蔽等待解放后解决党籍问题。尽管厦门城工部因此而解散,但没有发生错杀城工部人员的情况。


信仰依旧,忠魂可鉴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而且是来自内部的无情之手和不白之冤,城工部的党员干部表现了无比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对于每一位城工部的成员来说,突如其来的城工部事件,可谓是飞来的横祸。在“莫须有”的罪名和被错杀的危险面前,城工部的党员干部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一个叛变,没有一个逃跑。当在外地的城工部人员陆续调进山区处决时,有些人是明知道危险在即,有去无回,却仍然坦然地前往接受“审查”。

曾焕乾烈士是当时闽北城工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兼任闽海游击纵队司令员和政委等要职,手中握有“实力”。当他的直接领导人王文波接到上级处死他的命令后,即示意他赶快逃跑,北上向中央或华东局申诉。然而,曾焕乾虽然有着逃生的机会,却毅然拒绝了对方的好意。因为,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逃脱而连累别人。无奈之下,王文波又问他,是活埋,还是枪决。他说:“子弹留着杀敌人吧!”于是,一个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忠诚儿女,选择了以被活埋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

被誉为“闽东红色才子”的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闽东工委组织部长叶挺荃,在临刑前把身上的钱全都掏了出来,对行刑的同志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面对着死亡,许多被错杀的城工部党员干部依然坚定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的唯一要求,是请党组织重新复查他们的历史,弄清是非,恢复党籍,将来能追认烈士就行了!许多人在临刑前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留给了当时十分困难的游击队员。

厦门城工部的全体党员干部在面对解散组织的决定时,没有任何动摇,而是镇静地有秩序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或撤退或隐蔽,有120多名党员进入闽粤赣区党委所属的粤东、闽南、安南永(安溪、南安、永春)等游击区;有少数进入闽中游击区,有的经香港辗转来到解放区,继续为革命事业而斗争。

难能可贵的是,在城工部事件发生后的艰难条件下,几乎所有的城工部基层组织和绝大多数城工部党员干部,仍然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克服了种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福州的一些基层党组织继续采取各种方式传播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假民主假和平的阴谋,以教育、团结各阶层人民,扩大党的影响;并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和开展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正是由于城工部的出色工作,福州的城市接管工作十分顺利地走过最初的那段历程。在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当天,福州市万人空巷,而旧警察则在街上井井有条地维持着秩序,福州百姓称其为“GCD军队进城,国民党警察站岗!”

闽北各地的城工部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革命斗争,于1949年1月建立“闽北城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党员从20多人发展到80余人,建立了五个党支部四个党小组,使闽北城市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为迎接解放大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内容于 2010-7-20 9:00:57 被wyjk778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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