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福建城工部事件(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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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color=#FF0000][B]城工部冤案的形成和蔓延[/B][/color] 对城工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闽浙赣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本来就有着说不出口的潜意识。工作有成效时,这种潜意识被掩没在光环之中,还没有什么问题。而一旦出现问题,这种潜意识便迅速地发酵了。 阮英平的失踪,以及与城工部不可割断的联系,促使曾镜冰迅速地把这种潜意识放大,并从对城工部的怀疑转化为切除这颗“毒瘤”的行动。 第一个祭刀的,自然是时任城工部部长的李铁。 李铁,山东省济南市人。原名郭庆云,字缦青,又名郭芸、郭云霄、郭

城工部冤案的形成和蔓延

对城工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闽浙赣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本来就有着说不出口的潜意识。工作有成效时,这种潜意识被掩没在光环之中,还没有什么问题。而一旦出现问题,这种潜意识便迅速地发酵了。

阮英平的失踪,以及与城工部不可割断的联系,促使曾镜冰迅速地把这种潜意识放大,并从对城工部的怀疑转化为切除这颗“毒瘤”的行动。

第一个祭刀的,自然是时任城工部部长的李铁

李铁,山东省济南市人。原名郭庆云,字缦青,又名郭芸、郭云霄、郭乃文、沈维周,笔名劫后生、沐谛、腾泻等。1925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9年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12月参加济南学生南下请愿。1932年起先后在北平私立弘达中学、清华大学、北师大读书,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上半年牵头组建北师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北师大文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济南,以济南市立中学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0月受命调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辗转入闽。在福建工作期间先后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闽江特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部长、闽浙赣地下司令部副政委等职。

为了审查李铁,闽浙赣区党委召开了机关会议,提出城工部部长李铁有政治问题并组织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会后即逮捕了李铁,同时逮捕了在区党委机关的其他城工部人员。为了“肃清敌特”的需要,审查委员会采取严刑逼供的方式。李铁也曾一度编造口供,说自己曾加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文化情报站组织,在“五一节”前要杀害闽浙赣区各地委主要领导干部,并编造了一批名单。可松刑后,李铁便全部推翻所编供词,并向区党委领导写了申述。1948年4月4日,李铁还专门向区党委写了一份申诉,可是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随后,就将李铁及在区党委机关内的城工部党员骨干处决。

区党委还错误地认定城工部组织已成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红旗特务组织”,决定解散城工部,停止城工部系统所有党员的党籍,不许他们再以党的名义开展活动;要求闽浙赣区党委的隶属的各级党组织与城工部组织割断联系,各地委应在“五一节”前将上山的城工部人员紧急处决掉。

由于区党委的决定草率且没有政策界限,导致各地在执行区党委决定时,除迅速处决城工部的骨干外,有的地方以更加“左”的态度对待每个城工部成员,凡是城工部成员,不看表现,只要稍有“社会关系不清”、“曾在国民党方面任过职”等情况,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予以处死。

这其中,“丢失”了首长的陈书琴自然不能幸免。福州市和闽东地区(闽东归福州市委领导),显然是重点区域(福州是城工部的发源地、闽东是阮英平失踪的地方),而由福州派出去的干部,也成为重点关照的对象。闽北地区,自然也给予了重点关照,毕竟是在闽浙赣区党委眼皮子底下啊。闽中的情况要稍好一些,虽然也处置了一些党员干部(指定的人员名单),但毕竟山高皇帝远,动手比较迟,执行起来也多多少少打了些折扣,波及面没有那么大(毕竟都在一口锅里吃饱,大家的表现都有目共睹)。闽南、闽西虽受到波及,但没有冒然行事,原因在于其上级组织为南方工委,对闽浙赣区党委的命令没有“必需执行”的义务。

许多党员干部被杀,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在当时,许多人尚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在区党委委员和机关干部中,有一部分同志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和审查委员会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并相继提出不同看法。要求区别对待,把问题查清楚后再行处理;有的则对严刑逼供有意见。在此情况下,区党委于5月1日通过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决议》,对审查城工部提出了一些政策界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错杀事件的发生。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传送困难,有些地区传达贯彻比较迟,有的则由于没有很好地领会《决议》精神,致使有些地方时至1949年春仍然在继续错杀城工部的同志。据统计,从1948年4月至1949年春,共有117名城工部党员因此罹难(还有一说为127人)。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地方竟然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或其它渠道,向国民党当局通报城工部党员干部的名单,致使部分同志被敌逮捕牺牲。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尤其是隐蔽战线的党员干部,均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工作。由于其上线蒙冤罹难(特别是首脑机关被端),这些党员干部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从上而下地中止与城工部组织的联系,则把更多的隶属于城工部的党员干部抛弃在外,成为革命斗争的“游子”。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开始,重新审理并甄别这些流失在外、为革命斗争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生命的同志,就整整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这还是在中央对城工部事件给予了明确定性,并且社会环境有条件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有些同志,可能直到逝世时,也没能拿出必需的能够表明自己身份和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证据,从而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和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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