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大政治家”姚崇究竟有怎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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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姚崇,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并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书》124卷“姚崇传”的天头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10个字的批注。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品格,能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赞誉呢?   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10条意见,问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这10条意见是: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

姚崇,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并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书》124卷“姚崇传”的天头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10个字的批注。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品格,能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赞誉呢?


唐玄宗即位之初,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10条意见,问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这10条意见是: (1)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你能否施行仁政?(2)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3)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4)能否不让宦官参政?(5)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6)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7)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8)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9)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10)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10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10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可见,能否把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体化为对当权者行事决策的约束和规范,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智慧见识的重要标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10条意见,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推荐宋担任宰相。姚、宋都是对“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姚崇在劝谏皇帝时能因其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他对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进谏法。宋对唐玄宗,则直陈诤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纳其建议。故毛泽东评价说:“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实际上,毛泽东更为欣赏姚崇的为政风格。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二张”由此飞扬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协同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除掉“二张”,挽狂澜于既倒。武则天退出权力核心。中宗李显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却流泪恸哭。张柬之斥问原故,姚崇说:“我侍候则天皇帝很久了,一分开,忍不住悲伤。再说,我以前跟随你们铲除奸邪,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告别旧君,也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结果姚被贬为亳州刺史。其实,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刚愎自用,并非治国谋政的明君贤臣。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杀害,而姚崇则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姚崇历经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风云而始终能够得到信任,除了因其高超的政治识见外,他相机行事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是使其在波诡云谲的朝廷斗争中始终游刃有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单一个“大”字,就足以耐人寻味。


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姚崇能坚持以“唯物论”精神立言行事,这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胜天”,还能站在唯物观点的高度对待身后之事。他告诉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 “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读至此处,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说,几十年后写《论佛骨表》的韩愈,也是以姚崇之论为基础的。姚崇并非反对佛教,他反对的是当时统治者和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见解,无疑平添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内涵。


毛泽东年轻时评价历史人物,喜欢以“传教者”和“办事人”来概括。“传教者”以创立思想学说影响世人并流传千古,“办事人”则运用自己的才干为民造福、匡时济世。姚崇就是一个政见深睿、为国为民的“办事人”,而且这个“办事人”还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破除迷信、反对沉迷宗教的唯物论者,因此他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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