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鲜意淫天下无敌


——驳斥《韩国棉纺织历史提前800年,由高丽末期提前到百济时代》


南朝鲜《中央日报》刊载的《韩国棉纺织历史提前800年,由高丽末期提前到百济时代》全文如下:


高丽末期的文臣文益渐在1363年引入棉花种子而开始的韩国棉花纺织的历史被提前了800年左右。


国立扶余博物馆7月15日表示:“在对287号国宝——百济金铜大香卢出土的扶余陵山里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分析、整理的过程中,确认了一个6世纪的百济棉纺织品。”


国立扶余博物馆保存处理师南宫胜(音)表示:“在棉纺织品出土的百济时代遗物层中一起出土的‘昌王铭舍利龛’的制作年份是567年,所以我们推定纺织品的年份也在这左右。”


迄今为止,韩国国内被报告的最久远的棉纺织品是14世纪恭愍王时代史书中记载的在庆尚北道安东太史慈庙中出土的黑色牛皮靴子里面粘的布条。此次发现证明了韩国在6世纪就已经以棉花纺线织布了。


沈教授表示:“文益渐引进的棉花不是中国元朝的,而是在交趾(越南北部)改良的适合南部地区生产的种子,能够进行大规模种植”,“相反,我们推测陵山里出土的纺织品中的棉花是从中亚等干燥地区引进土种、经艰难地少量栽培生产出来的。”纺织品的用途并未被公开。韩国传统文化学校传统美术工艺系教授沈延玉(音)推测:“棉纺织品非常珍贵,而陵山里寺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寺院,所以它很可能是被用于仪式。”





这篇“文章”将南朝鲜篡改和创造历史的惯用手法又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次。其方法是:


在百济金铜大香卢出土的扶余陵山里寺遗址出土的“昌王铭舍利龛”的制作年份是567年(老张注:这个年代的科学性暂且不提)——据此推定“昌王铭舍利龛”内的纺织品的年份也在567年左右——继续推定此次发现证明了南朝鲜在6世纪就已经以棉花纺线织布了。


老张可以断言,如果依据上述南朝鲜人的逻辑推理方法,太阳系的形成也完全可以推定为系南朝鲜所为。请看:


在百济金铜大香卢出土的扶余陵山里寺遗址出土的“昌王铭舍利龛”的石质底座有47亿年的历史——据此推定在47亿年前南朝鲜人已经存在——继续推定只有46亿年历史的太阳系是南朝鲜人用1亿年的时间创造的。


显然,南朝鲜这样的逻辑推理方法是荒唐的,是“用南朝鲜的观点研究南朝鲜的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野心大暴露。


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指出:


唐五代时,中原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而一些论者常常所引用“唐朝诗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一种流行的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东西”。(注: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史籍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也说明唐代时棉布乃是新奇之物,如中唐时,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老张注:白叠布就是棉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帛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注:《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太平广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4页。)


唐五代时中原棉花稀缺珍贵,还能从周边民族地区及外国的贡品中反映出来,西北棉布贡地,主要是新疆地区,王延德从太平兴国六年(981)西行,雍熙元年(984)返回京师,其一路所见,但只有高昌有“白叠”。


《资治通鉴》卷159所记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帛帐”,胡三省注:“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既生,须一月三薅其四旁;失时不薅,则为草所荒秽,辄萎死。入夏渐茂,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胡三省乃宋末元初之人,他的注解虽然确指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的纺织,但这段注文是根据北宋史昭《通鉴释文》中的话写成的,存在以宋、元情况释古之嫌,(注:参阅张秉权《中国古代的棉织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52本(1981年),第203-233页;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而不能以此来说明南北朝时中原已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


通常的说法是,棉花是通过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南方是印度经由东南亚传入中国的海南岛、两广地区,经缅甸传入云南地区;北方是经中亚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再到河西走廊。


棉花确实是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了新疆,但我们找不到宋代以前在河西及西北地区种植棉花的记载。就是内地的棉花,也不是通过西北,而是通过南线传入的,如方勺《泊宅编》曰:“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绵,特其细紧者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注:方勺:《泊宅编》卷3,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18页。)这里所说的白叠,显然是指南方的棉花种植,因“《泊宅编》所记多是宋元佑到政和年间(1086-1117)之事;作者方勺,家居浙江湖州西溪,对福建省的情形,似乎很熟悉”。(注:《农政全书校注》,第981页。)


“尽管商人不断经由丝路将棉织品由中亚带往中国,棉花的种植与纺织却直到大约十三世纪才传入中国内地。而且,二者所需要的先进技术都从中国南部而非西北,传入长江下游地区”。(注:盛余韵:《中国西北边疆六至七世纪的纺织生产:新品种及其创制人》注16,《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漆侠先生考证,“棉花之于宋代逾岭表而至两浙、江东,宋末又逾长江而至扬州,并及于淮南,棉花之由南向北传播告一结束”。(注:漆侠:《宋代植棉考》,收入氏著《探知集》。)


王祯《农书》记载曰: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似乎是说“陕右”的棉花是从南方传来的。


明代中叶的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22《贡赋之常》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棉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但为何棉花在新疆的种植地域有限,种植的量也不大。与吐鲁番气候相近,交通又十分便利,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敦煌,为何迟迟没有种植棉花呢?从元代开始,虽有了陕右种植棉花的记载,但新疆的棉花通过河西走廊传入西北,再到内地的路线,为何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呢?


据沙比提先生介绍,新疆发现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乃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籽。(注: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载《文物》1973年第10期。)这种棉耐干旱,适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且生产期短,只要130天左右,因此种植棉花并不难。于绍杰先生《中国植棉史考证》一文认为,“由于草棉的产量低,纤维品质差,只东传到甘肃;一说曾到陕西西部,但未能继续东进”。于绍杰先生的研究,主要是肯定华南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中国棉花是自南向北发展的,北传迟的原因是北方麻和丝织品发展很早,已基本能供应中原人民的需要,不急于引种棉花。而对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传播基本上没有着笔,且属推论。赵冈先生于前引文中认为,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籽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而草棉纤维过短,只适于织粗布。再加上西北边疆的气候过于干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就要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的湿度,才能纺出细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唐代西北边疆的棉布生产,成本甚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


赵冈先生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种植的草棉品种较差,织布成本高,所以在推广中受到了局限。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种植,也自然就没有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至于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草棉,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




刘进宝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


1、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是从非洲经阿拉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草棉。新疆的棉织品多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原;


2、唐五代时,中原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此时中原的纤维植物是桑、葛、麻;


3、宋元时期,印度木棉从南路传入,经闽、两广,一路向北;


4、明朝时期,棉花作为一种普遍的纤维植物,已经在淮河一带种植,以致后来逐渐北移。形成如今的格局。




南朝鲜之所以将其棉纺织历史提前到“百济时期”,并且断定“文益渐引进的棉花不是中国元朝的,而是在交趾(越南北部)改良的适合南部地区生产的种子,能够进行大规模种植”、“相反,我们推测陵山里出土的纺织品中的棉花是从中亚等干燥地区引进土种、经艰难地少量栽培生产出来的”,完全是在意淫历史。


在百济金铜大香卢出土的扶余陵山里寺遗址出土的“昌王铭舍利龛”内的纺织品,唯一正确的解释只能是:随佛教由中国传入。


那时候,南朝鲜根本没有棉花种植,更谈不上棉纺织技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传入南朝鲜,不会比元朝更早,甚至是明朝的事情。


对于南朝鲜人的历史研究成果,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南朝鲜这个历史窃贼和文化小偷,是什么也能干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