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官做,我就放弃批评



举出的例子是龙应台,她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学者,但是,她在做马英九为台北市长的文化局长时,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讲。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发表公开演讲,是卸任局长宝座之后。可见,要龙应台停止批评的责任最好办法也是让她弄一个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一个学者批评政府的动机就是准备以此接受招安,弄一个官当当的话,那是错误的。


龙应台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解释,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我表扬,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来评判。而此时,你恰恰是相反,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失职的。作为政府公务员,无权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学者,其天然具备批判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政府官员,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问题,也是你想办法解决,而没有抱怨的空间。这种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一个社会正如一条船,有人要当水手,有人要当舵手,还有人要当瞭望员。当舵手的就是领导人员,当瞭望员的就是学者知识人。船在大海上航行,当风平浪静、平坦无事的时候,瞭望员可以不必赞美天气多好,航海多顺利,盛世太平,但是,当大海上狂风巨浪,暗礁丛生,险滩多多的时候,瞭望员就必须及时作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航海平安无事。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发出警告,这就是瞭望员的失职,如果瞭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让他讲,这就是舵手的失职。瞭望员只有在当舵手的时候,他才不必发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线与发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证安全。

美国林肯总统把新闻舆论的批评看着是政府这头牛的牛虻,虽然牛虻总也叮着牛的屁股,有时还鲜血淋漓,但是,这是不让牛偷懒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当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报纸。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话,没有政府的报纸远比没有报纸的政府要好。没有报纸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其实就等于是黑社会,那种公权必然会变成可怕的利维坦怪兽,祸国害民匪浅。因为权力不公开,不透明,这个权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来做坏事,还能够用来做什么?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但是有报纸,即使乱,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北洋时期,其实就全国范围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政府的,但是,那时因为有几份像样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明报》之类,居然还办出了几个像样的大学。鲁迅因一点小事,以一介佥事这样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这样的司法案例无论在后来的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成为绝唱。早在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有记者采访袁大头,袁第一次接触记者,问年仅二十多岁的一个女记者:记者是做什么的。年轻女记者回答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半级。然后跷起了二郎腿与袁世凯相对而坐。这个时候,中国就是有报纸的时代。可惜,这样的时代,随着袁世凯称帝而灭绝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走上专制。这里不能够说不是文化基因在起着作用,如果此种基因不发生改变,则无其他的指望,其按照专制成长的轨迹是不会改变的。香港在民主宪政文化下教化了一百年,现在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地步。这是一个拉锯博弈的过程,如果此时转向专制,则中国连最后一点改变的希望都没有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鸦片战争前。


其实,说到给官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一个权力祼奔的时代,连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每一个官,都是有筹码价位的,多少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专门用来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岂能轻易到手?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的官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吗?不是。人的官位,只能从潜规则的实践中来,只能从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和走上层路线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里,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成功的三大法宝。因此,那个给我一个官当的假设,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因此,批判的使命即使像龙应台先生做个五年文化局长那样作短暂的停止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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