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超12万者为什么“都想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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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经济观察网日前刊文说,“在中国,现在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人士,几乎全部都想移民”。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有的专家称作是继1970年代末第一波、1990年代初第二波移民潮之后的第三波移民潮。 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的100多万学生,学成海归的只占26%。非常讽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有一句国际共产主义的话流行,叫做


经济观察网日前刊文说,“在中国,现在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人士,几乎全部都想移民”。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有的专家称作是继1970年代末第一波、1990年代初第二波移民潮之后的第三波移民潮。


事实上,中国自1978年以来出国留学的100多万学生,学成海归的只占26%。非常讽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有一句国际共产主义的话流行,叫做“工人阶级无祖国”。现在,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主张,在全世界可能唯一最强烈体现,就是“中国人无祖国”。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


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就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就代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中国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2009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中国社会的精英人士用脚投票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生活在中国很不安全,生活环境实在是挺糟糕。如果不在大城市生活的话,估计赚钱方面不会达到预期。但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生活的话:前段时间网上有张对比图,美国华盛顿的天空碧蓝,但当地政府警告说今天的空气污染不适合大多人生活;另一张是北京雾蒙蒙的景色,图片说明是“轻微污染”。美国大使馆上面有个空气质量监测器,每天他们报出来的污染指数都高于政府的预告,但中国强力否认此事,认为那是在大使馆附近有工程的缘故。但要知道,北京使馆区已算是良好的区域了。中华美食算是世界闻名,只是现在还敢放心的吃什么?三聚氰胺、地沟油,以及无数根本弄不清是什么的添加剂,要是拿个化学方面的学位还要组建一家实验室才能放心。即使这些都不算什么,毕竟中国人这些年多少都有点“百毒不侵”的功夫随身;但其他更要命的东西也在等着:辛苦赚来的钱,眨眼之间就已经跟不上飞涨的房价或者油价,然后在这个信息已经很畅通的时代里发现,在西方国家可以买个别墅的钱,在中国大城市只能买个好地段的厕所。就是买得起,还会发现自己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只有70年的使用权。


移民加拿大的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记者问“你后悔吗?”,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如果一个国家里,不能有安全的生活环境、不能保证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即使这里有再多的机会,这些机会也就是供有能力的人取得离开这里的资格而已。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流失的可不止是人才,还有很多金钱也随之而去了。很多争取移民的人其实都很明白,自己在中国的成功不但是不稳定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成功到了一定程度,基本是一只被养肥了的羊。


日前,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现在国内的许多报道认为,许多移民海外的中国富人,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中国。只是需要一个西方国家的护身符——西方公民护照或永久居留。只要发现不对劲,好随时有个地方可以逃难。一个中国富人说,“要知道我们中国谁才是真正的财富控制者?我们大部分的企业主其实只是财富的一个暂时的一个保管者,只是替我们的共产党来保管着一个财富的。她什么时候想拿走,它就有任何方法拿走”;“中国富人想移民海外主要的原因的确是生活、生意上的不安全。特别是比如黄光裕这种事件出来以后,其实黄光裕更深层次后面的是一种权利的斗争。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没有民主法治的情况下只要‘关系’在,犯再大的法都没问题,只要‘关系’、后台一倒,无论做了多少事她都会有办法把你抹黑,都有办法把你的财富收回。”;而“作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虽然现在有钱,过得很好或者生意做得很好,甚至包括官员官位也很好,但就有一个后顾之忧,所以必须给自己寻找更多的出路。”


现在有的专家提出中国如果施行双重国籍的话,就不会使这么多的所谓精英人才流失到海外。有的学者就引用一些数据说目前全球190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国家要么承认、要么默认双重国籍,而且特别举出韩国印度两个国家在转型期也一度流失的大量的精英人才。现在也在默认这个双重国籍的存在,以促使人才的回流、资金的回流。


那么问题是,一,中国有没有可能实行双重国籍;二,假如实行双重国籍的话,在现有的体制不变的话即便是实行了双重国籍,有没有效果。首先,中国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不会实行双重国籍;如果要实行双重国籍的话,实际上就会使得“中华民国”被承认是一个国家了,因为所有持台湾护照的都可以成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而且海外所有中国血统的华人包括东南亚几百万华人也都自然低会成为中国公民。这个连锁反应,是中国当局所不堪承受的。其次,实不实行靠双重国籍对中国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要中国的政治环境好,有没有双重国籍都无所谓。如果仍然是目前的环境,双重国籍毫无作用。如果中国政治没有民主体制,中国社会环境没有改善,人才回流就是一句空话。


不仅仅是人才,任何人哪怕是福建偷渡的人蛇,也不会回流。


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而2010年6月中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如此看来,中国好像对人才的外流很重视,是一个害怕失去人才的国家,但却不能阻止人才的不断大量外流。但相对的,美国却是一个吸引人才流入的国家。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如果这是两个星球的话,一个星球的质量很大,它的吸引力就大。它不用有什么计划,人才自动会被吸引过来。而另外一个星球是它质量小,吸引力少,不但不能把更多的要吸引的人吸引过来,反而会流失自己固有的。这是中国自身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环境上的落后造成的。中国现在的情势与世界潮流不但不能同步,而且经常背道而驰。


人才、人才,首先应该是“人”才行。而对待一个“人”应该如何,则是中国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人应该有很多权利、很多自由,保证了这些才能最大限度的留下人才。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像是有尊严的“人”,尤其是看到了其实自己还有其他选择之后,那自然也就先去活出个人样来。这是必然的,但也是悲哀的。


尽管眼下看来,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了“中国特色”已经破产的信号。而这,也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年10的应有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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