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反思武汉会战的败因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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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

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把。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一点,宁不可叹。参加武汉会战的将领鹿钟麟和李汉魂,也曾检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


协同一致为战斗胜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领袖亦曾一再告诫。惟有少数部队,迄今恶习仍未全除,如对友军危急,不实时加以协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责,故每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又如两军衔接处,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为敌所乘……去岁十月二、三两日瑞武路作战时,我一二四师左翼已挺进至阳扶尖、华山尖之线,遮断公路,左翼进至龙潭大户李家。此时,正面之敌被我压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歼之期已近,然以会攻部队之徘徊不前,致令功亏一篑,殊属遗憾。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再则,在暴君、污吏、豪绅、地主几千年的压榨之下,养成民众苟且偷生的习性,“谁来了都纳粮”的观念先入为主,想要激起他们同仇敌忾的心,真是难乎其难。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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