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误国:兼爱南北不嗜杀人的北宋皇帝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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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1月(北宋乾兴元年二月二日),北宋真宗皇帝驾崩,他的第六个儿子赵祯即位,年仅13岁,由于他年龄尚幼,刘皇后以皇太后身份监国,垂帘听政。赵祯做了41年的皇帝,公元1063年驾崩,死后庙号为“仁宗”。


仔细研究中国历史上对那些已故皇帝或大臣的谥号,会发现确实很有讲究。首先,非常简洁,就那么一两个字;其次,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准确,能入木三分地评价出这个人物一生的行事特点和功过是非。比如,仁宗皇帝的这个“仁”字就极其到位,不仅准确刻?出了赵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还准确地反映出整个仁宗一朝的基本国策。


仁宗的身世本身就是个传奇,这就是流传甚广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直到最近,还有一部名为《狸猫换太子》的电视剧正在热播。这个故事的版本颇多,比较权威的大概是小说《三侠五义》中所讲的:刘氏、李氏两个贵妃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妃将李妃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将李妃打入冷宫,刘妃遂被立为皇后。后来,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历?劫难后被立为太子,登基后便是仁宗,最终,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与双目失明的生母李妃相见,而身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小说中的故事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真实的历史中,仁宗赵祯还真不是刘皇后的儿子,他的亲生母亲姓李,?本是刘皇后身边的一个普通侍女,杭州人,也许是在自知不能生育的刘皇后的刻意安排下,被皇帝“幸”了后生下了赵祯这个孩子。刘皇后特别高兴,把还在襁褓中的赵祯抱到自己这里喂养,并由另一位杨姓贵妃共同帮助照料这个孩子。对李姓侍女,也没加*,还不断地提升她的地位,先是由侍女晋升为才人,又升为婉仪,仁宗即位后,又升为顺容。刘皇后还派人寻访到李氏的亲属,给他的弟弟封了官,以示恩惠。李氏本人天性沉默寡言,是个善良质朴的人,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皇帝之后,她夹杂在一群先帝嫔妃之中,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尽管如此,刘皇后怕日久天长,生出是非,还是把她派出宫外,为先帝真宗守陵去了。李氏死于公元1032年(宋明道元年),享年46岁。在她临死前,刘皇太后又以仁宗的名义加封她为先皇的贵妃:宸妃。但在安排贵妃下葬的时候,刘皇太后听取了宰相吕夷简的建议,以皇后的礼仪规格下葬。一年以后,即公元1033年,刘皇太后也去世了,享年65岁。


按《宋史》的记载,仁宗始终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刘皇太后去世,一位亲王燕王告诉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而李宸妃是给刘皇后害死的。仁宗才罢朝数日,下哀痛之诏自责,而且亲往李妃的墓地祭奠,并开棺验尸。打开棺材后,发现李宸妃面色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宋史》解释说,由于是用水银养护的结果,这一点未曾请教过医学专家,水银是否可达到这么高超的防腐效果,故存疑),冠服全是按皇后标准穿着的,仁宗慨叹说:“人言岂可信哉!”


不过,对这件事我是觉得有些蹊跷的。当时宫里宫外,?都知道仁宗不是皇太后的亲生儿子,宫内的风言风语就不说了,宫外的大臣们则以各种理由上表,攻击刘皇太后,话里话外都有暗示。公元1031年,范仲淹就是因为上书谏请太后还政而被贬官的。当时虽有刘太后称制临朝,但这些表章,皇帝本人也是应该看到的。《宋史》中关于吕夷简谏刘太后以高规格厚葬李妃的细节也是殊堪玩味的:李宸妃死,刘太后与众臣及皇帝一起讨论如何安葬的事,吕夷简奏对说,应该厚葬。刘太后马上站起身来,à着皇帝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坐在帘后问吕夷简:“您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吕夷简回答说:“不敢,我是为太后考虑。”刘太后沉默了一下,又问:“那么依您的意见,该如何处理呢?”吕夷简说:“按宫内后妃一品规格对待。”刘太后默许了这个建议,还让吕夷简具体关照操办这事,吕夷简又叮嘱具体办事的宫内太监,这可是皇帝的亲妈啊,要穿戴上皇后才能用的衣冠,用水银保护好遗体。在出殡的线路上也有过争议,按一般嫔妃的葬礼,是从宫墙凿个侧门,将棺木运出去,吕夷简建议应从给皇后出殡才走的西华门运出棺木,刘太后同意了这个建议,一切如吕夷简的安排,完全按皇后的规格为李妃办了一个极其隆重的葬礼。


给一个临终前才获得皇妃封号的普通宫人出殡,却按皇后的葬礼规格隆重操办,这不是一件小事,不仅有隆重的吹吹打打,皇帝本人也要亲自参加。而且,在讨论这个葬礼的细节时,皇太后竟先把他支出去,自己回来和大臣商量这件事。这时的仁宗皇帝已?二十多岁了,智力正常,难道他看不出这里的名堂?这太不合常理了。依我的推测,仁宗可能早已知道此事,只是顾全大局,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他不能说破这件事,一旦说破了怎么办?是废了刘太后,另立李妃为太后?不废刘太后,又怎么安排李妃?所以,既然眼看着生身母亲没受什么罪,也就装着不知道,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吧。刘太后驾崩之后,大臣、亲王们纷纷拿此说事。不少大臣特别是那些在太后临朝时被贬的官员,纷纷上表诋毁刘皇后,很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的诋毁让仁宗都听不下去了,这时,他再也不能装下去了,只好做出一副才知道的样子,大哭大悲一番。他去剖棺验尸,并不是怀疑刘太后*死了李宸妃,而是以此来堵住那些搬弄是非的王公大臣们的嘴。因为给李妃按皇后规格下葬的全过程,他都是知道的,甚至还可能是亲眼见证了一些关键环节,没有他的同意,单是刘太后表态,太监们也不敢给李妃穿戴皇太后的冠服。他敢去开棺,是早就明白棺椁里是什么样子的,心里有底儿。此后,他下诏,禁止大臣们再议论刘太后监国时的事情。顺便说一下,开棺验尸的事,仁宗后来还干过一次,那是大臣夏竦死后,夏竦这人活着的时候比较能干,得罪了不少人,被称为奸臣,以至他死了之后,有人还说他诈死,仁宗只好亲自到夏府开棺验尸,恐怕也是出于对夏竦的保护动机。


从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来看,仁宗这个人,首先是很有城府,他能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装在心里十几年,就好像完全不知道一样,这是要有超强的自我控制力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是做一个好皇帝的必备条件。其次,他很善良,不忍心伤害这两个对他都有恩情的女人,也不忍心让她们两个人卷入残酷的仇杀之中。刘太后对他很好,从小将他抚养长大,又一心扶持他当上皇帝,李宸妃是他的亲生母亲,两个都是他不愿意伤害的人。事实上,仁宗和刘皇后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仁宗十八岁和二十岁时,分别有朝臣上表称皇帝已?成年,请皇太后撤帘还政,而仁宗的做法是亲率宰相及文武百官去给太后贺寿,皇帝当着群臣之面给太后行跪拜之礼,这也是有违礼制的。按常规,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由皇帝在宫内办个寿礼即可。仁宗此举曾遭到大臣们的非议,但仁宗不顾众议,行此大礼的目的就是向群臣表明他与皇太后间的感情密不可分,皇太后临朝听政完全是他所支持的。在他已?再也不能装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追封生母李氏为庄懿皇太后(后改为章懿),那时距刘太后死不过一个月。刘太后死后被谥为“章献明肃”皇太后,仁宗并没有剥夺这个谥号、移出宗庙,反而一如既往地祭祀如初。(一般皇后死后谥号只有两个字,只有临朝称制过的皇后才追谥四个字)。这两个谥号也挺有讲究,“懿”是品德美好的意思,用在李太后身上,说明她隐忍自己的亲情,多年来不声张此事,没有借此生出事故,具有美好的品德。而“献”则是奉献的意思,说明刘太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两代皇帝,具有一心为公的品德。就是对那位曾帮助刘皇后照顾过他的杨淑妃,仁宗皇帝也是孝敬有加,他是被刘后和杨妃养大的,在具体的生活起居上,杨妃出的力更多些,所以,从小他就称刘后为大娘娘,杨妃为小娘娘。刘后死后,曾诏立杨妃为皇太后,继续帮助仁宗处理国事,被大臣们谏止。但仁宗对杨妃按皇太后的礼仪对待,杨妃所居的宫殿为保庆宫,所以史书上有时也称杨妃为保庆皇太后。杨妃也是很明事理的人,她从来没有干预过仁宗的政事,在仁宗为报答她的恩情想让她的侄子做诸司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时,她主动提出:“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于是改封为“右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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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对待皇室家人如此,对待官员也是如此。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员们是幸福的,他们可以随便发表言论,最大的处分不过是降上几级,贬到别的地方做个小点儿的官,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风头过去了,皇帝还会把他再召回来。仁宗一朝,贬了升,升了再贬,贬了再升的官员不计其数。那时的大臣上书言事,不仅内容激进,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有时态度也十分冲动。有一次,仁宗皇帝想封自己宠妃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当三司使,当时身为御使的包拯不同意,认为三司使是主管全国财政工作的,张尧佐才能平庸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让步说:“那不行就封他个粗官,当节度使吧。”北宋时的节度使不同于唐代的节度使,只是个虚职,表示地位的名号而已,包拯同意封张尧佐这么个虚职,但对仁宗“粗官”的说法还不放过,说:“节度使怎么能是粗官,太祖,太宗不都当过吗?”在争论过程中,包拯情绪激动,唾?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也不以为忤。回宫后,张妃不干,撒娇使性,皇帝只好训她:“你就知道给你叔叔要这个使、那个使的,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吗?”也许正是仁宗的宽容,他那一朝名臣辈出,宋朝那些后来在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臣大多出在仁宗朝,如晏殊、包拯、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富弼、苏轼、黄庭坚、沈括、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可谓群星璀灿。


仁宗的宽容带来的好处是言论比较自由,群臣什么话都敢说,这使他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不会受信息失真的蒙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对任何一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议论纷纷,仁宗又没太坚定的主见,所以往往朝令夕改,用人也是今提明贬。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就此评论说,“人言一及而辄易之,互相攻击则两罢之”,仁宗自亲政以后三十年间,不论用人还是基本国策,几乎没有能稳定过一年的,结果导致官员不知该坚守什么政策,民众不知该追随什么?则,这主要是“天子无定志”导致的。是啊,言论自由是好事,但那也得是最高决策者具有明断是非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如果最高决策者没有主意,不能及时明确地支持一种意见,禁止另一种意见来干扰这种意见的执行(不论对错,因为对错是在事后才能知道的),那么,言论自由就反而变成坏事了。


皇帝的宽容仁厚确实感动了一批正人君子,这些人一心谋国,以报答皇帝的仁厚。所以,仁宗一朝基本上是些正人君子,即品德高尚正派的人立朝,维持住了四十年的承平气象。当然也有少数被称为“奸臣”的人,投其所好,伪造政绩,以假仁假义获得高位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受到所谓正人君子的攻击。这两派人士的斗争,就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党争”。


出于这个原因,在仁宗一朝,实际上官员队伍在决策上的权重更大一些,仁宗不太像是一位乾纲独断的专制君主,倒像夹在群臣纷争中的一位好好先生,哪一边的道理讲得滔滔不绝、冠冕堂皇,他就倾向于哪一边。所以,仁宗朝的事情,大臣要负的责任不比皇帝少。


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也是幸福的,仁宗在科举制方面实行了“扩招”政策,科举中进士的数量是前朝的数倍,更多的士子得以进入政府做官,当然感恩戴德,所以,仁宗还在位的时候,朝内的官员就上表,要给仁宗加上“大仁至治”的称号,只是仁宗本人还算明白,拒绝了这个建议。


就仁宗的本性来讲,对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仁宗本纪》的记录中,几乎每隔两行,就有一次仁宗为百姓做善事的记录:或是下令减少某一地方的赋税,或是下诏赈济某地灾民,或是因为某地的自然灾害、边境战争失利而下诏自责、停止宴饮歌舞。每逢水旱灾害,他要么在宫廷内诚心祈祷上天赐福,早日结束灾害;要么光着脚站在庭院里,自己罚站,以向上天谢罪。他几乎每隔几年,就释放数百名宫女出宫,让她们回家过自己的日子。这些善事的密度之高,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是不多见的。他很珍惜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全国判处死刑的案子都要由他亲自复审,每年?他由死刑改为其它刑罚的人数动辄上千人。他曾对大臣说过:“你们知道,我平时生气骂人时,从来都没有骂过'你去死吧'这种刻毒的话,就更不敢在断狱中滥用死刑了。”对于滥用死刑的官员他十分憎恨,他给吏部的规定是:如果一个官员在断案时错杀了人,则终生不能再提拔。


自然,这样的人对他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的。他衣食俭朴,任内没有像那些不成器的皇帝如徽宗那样大修宫室。史书中记录了大量他严于奉己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在宫苑内散步时,屡屡回头看,随从们都不明白皇帝是什么意思。等他还宫后,对嫔妃说道:“渴坏了,快快倒热水来。”嫔妃顿觉奇怪,问道:“官家在外面时怎么不喝水,而让自己受渴这么久呢?”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问的话,就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了。”


这么一位好皇帝,若是无边事纷扰,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所以,《宋史?仁宗本记》给他最后的评论是:“《左传》上说,为人之君的最高境界就是'仁',仁宗就是达到这个境界、无愧于这个'仁'字的君王了!”(“《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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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仁宗接手的大宋却偏偏不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而是一个四周敌国环绕的小国。北宋形成于五代战乱之末,英雄圣武的太祖、太宗皇帝,先后平定了内部的藩镇割据,灭掉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十多个独立的小国。太宗时,与北方最强大的辽国发生了多次战争,适逢辽国正处于勃发崛起之时,大宋的两次进攻皆以失败告终。在激烈的战斗中,太宗还身负箭伤,这箭伤也是使他日后病死的一个重要?因。其后的宋真宗就没那个胆略和雄心了,使出了“以金钱换和平”的贱招,勉强维持住了与辽国的均衡关系。所以,到仁宗登基,大宋的人口约有一亿之多,国土面积才350万平方公里,还不及辽国面积大。


大宋面临的国际形势更是不能让人乐观:北面是幅员广阔,强悍跋扈的辽国。据现代学者粗略地估算,辽国的疆域北起外兴安岭、贝加尔湖,西抵鄂毕河,东至大海,面积有450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900多万,军队30万以上,是北宋邻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在金国兴起之前,北宋最为看重的就是与辽国的外交关系,对辽国的意见和动向都十分重视。西北方面,是保持着半独立状态的党项人控制的部落,那时还不叫夏国,还接受大宋朝的册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但实际控制的范围也有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左右,有十几万的军队。西南方向是吐蕃诸部的控制区域,与宋接壤的边境自青海西宁直到今天的四川雅安一线。吐蕃部落较多,在西宁一带的一个部落首领叫唃嘶啰,他与宋朝比较友好,因为宋的大将曹玮先后帮他平定了宰相(吐蕃语叫论逋)李立遵和温逋奇的叛乱,在宋的军事支持下,维持住了对河湟一带的统治。所以,整个仁宗一朝,唃嘶啰一直是宋的盟友,也是在西夏南面牵制他们的力量。再往西南,是大理国,这是太祖征南时同意留下的一个独立国家,但他们始终对宋朝朝贡,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南方面,是现今越南的一部分,称为交趾国,这个国家不太老实,有时唆使宋朝南部的边民部落叛乱,仁宗朝后期的侬智高叛乱就与交趾有关,后被大将狄青平定。从当时的形势看,宋的北面、西北、南面的边境都不太平。几乎没有一日不发生些小的冲突。


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宋仁宗的对外政策也一如其对内政策,一个字儿:仁。



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仁”也是有很多具体事例的,比如,辽国发生了旱灾,饥民涌入了宋境,仁宗命令地方官员等同于本国的人民一样给予救济。当时向宋称臣的高丽国因受辽国的怂恿,朝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大臣建议出兵惩戒,宋仁宗说,那只是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的话,也不一定杀得了高丽的国王,还会殃及两国的黎民百姓,还是算了吧,贡物少就少点吧。后来南宋的皇帝高宗赵构评价北宋的皇帝说:“先帝兼爱南北,不轻启战端”,讲的大概就是仁宗赵祯。


孔夫子给“仁”下的定义就是“仁者爱人”,这位被史书评价为达到“至仁”这种最高境界的仁宗皇帝绝对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热受本国人民,也把同样的爱洒向了邻国、甚至是敌国的人民,所谓“兼爱南北”就是指的他对本国人和北方的辽国人一样热爱,为了不让双方的黎民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他能不打仗就不打。可以想像,这种以“仁”为本的外交政策在一向就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会带来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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