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无论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还是对中国抗日战争来说都具有转折意义,两次安排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在这一年召开。《南方周末》做过“三个癸未年”的专题,六十年前,也即上一个癸未年里,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国出席了著名的“开罗会议”,中国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蒋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头”之一。临危受命从美国来到中国指挥中缅印战区对日作战的史迪威将军,曾与蒋有过频繁接触,他们曾产生许多矛盾、摩擦,他笔下的蒋介石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1943年的中国,也促使我们更清醒地反思这个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古老大国。








史迪威经常在日记中把蒋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








此外,共产党始终是蒋的心头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蒋的话:“不能降低对陕西军队的供应;我们必须监督那些魔鬼共产党人。”








在一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蒋一起进餐,就领教了“那种气氛”,“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7月7日,美国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蒋“荣誉军团总司令勋章”,他在日记中说:“‘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像雕像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








那些部下在蒋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都成了石头”,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们背后并不执行蒋的主张,也没有人对他讲真话,阳奉阴违成了他们奉行的不二哲学。实际上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到处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对的只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对抗、欺骗和阻碍。”








3月4日,史迪威和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人交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国的不是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国家的辽阔面积和交通的不便。”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许是个可以接受的领袖。但他缺乏教育这一条妨碍了他在现代情况下的作为。甚至找不到一个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着写道:“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本文内容于 2010-7-17 22:12:37 被但恃铁血报中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