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会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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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 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 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 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 争

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

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给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撤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

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给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


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

地主十分阴险毒辣。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章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村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抓起来。她的丈夫当时就被带走枪决了。

地主把她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

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

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

李根注:这里提到的国军暴行,还不算最狠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付根据地老百姓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口号花样层出不穷。最变态的

两个例子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反围剿失败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朱毛周彭林部)反围剿失败后撤出

中央根据地之后。屠杀和清洗之彻底,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去看望老区人民时,连他们住过的村子都找不到的地步。“杀光、烧光

、抢光”的“三光”政策,原著作权实在是蒋介石的,只是后来在日本鬼子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而且国军还干了一些连日本人都想不到

的勾当:每攻下一地,杀光青壮年,就把年轻妇女糟蹋后,成批用汽车拖到人口市场卖掉。这些妇女一般沦为娼妓。儿童,尤其是男孩,也能

卖出好价钱,不少国军将领以此发财。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得意洋洋地吹嘘和恐吓,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

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斩草除根,诛家灭种”。“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本文中

提到国军一般采用活埋的方法,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懈怠偷懒了。土地革命时期经常是采用更加刺激和更具观赏性的石灰池烧杀法,或者剥皮

挖眼、破肚取肠种种会弄脏手的方法。如今日之井冈山,真正的革命群众后代极少。本人亲自到过洪湖(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

周逸群等领导),听到幸存的老人讲述红军撤退后他们的遭遇,确实令人发指。周围几个县,每个乡的烈士名录都是厚厚一大本。

蒋介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

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宣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

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燥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给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宣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入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





本文内容于 2010-7-16 16:41:38 被潜龙待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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