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灭绝人性要抽中国儿童鲜血 国共两党联手抢救难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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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沦陷后,三万抗战儿童被送往大后方。在这一项屈指可数的国共非军事合作中,宋美龄与邓颖超等却在抢救抗战难童的合作中,发展出一段超党派私谊,直至百年。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大公报》数则日军掳掠中国少年抽血的消息震惊了人们。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抽血,沉尸,令郭德洁不忍熟视。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消息灵通的郭德洁提笔写出《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并在文中透露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遭陷落,江淮一带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此时无论他们是贫农之子,还是名门之后,失怙之后,只能在寒冬沿街乞讨游荡,夜里蜷屈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七千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十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四十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国共携手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的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援助何时到达。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想到了邓颖超。据儿童保育会发起人徐镜平日后回忆,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由于这个共产党组织的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引起了国民党的担忧。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为了保证保育会能顺利成立,他们想到了宋美龄,便约请她出来主持保育工作。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发表了三千字讲话,“当此国家存亡之际,何为男子应尽之职务?何为女子应尽之职务?原无分别,只与抗战有关,乃均能参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了信息,《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一开始 ,保育总会并未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在国民政府崩坏的时代下,人们不免疑惑,“不会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当兵吧?”为扩大社会影响,总会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事反对。邓颖超此后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保育会虽已运作,却无钱粮来路,极度紧张的国民政府财政,实在拨不出钱来。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负责保育会工作的各位国民党家眷身上。这些地位显赫的女人,何时伸手向人要过钱?日后担任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说,“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


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则很会募款。她每次皆指令其父亲的秘书,给中央要人如陈诚、何应钦等打电话,说冯副委员长女儿冯弗伐要来拜访。对方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有时对方哭穷,冯弗伐就再三恳求,并说还是亲自来取款。对方无奈,只好追加善款。


轮到冯玉祥募款,则军人气势尽显。冯曾命卫兵挑来一担水,向川康盐贩募捐,说兄弟有难,这一担水两万五千块,盐贩不敢不捐。


不过,更多的官太太们,面对由各地抢救回汉的难童时,忌惮于孩子们的脏乱,纷纷借故离去。


抢救孩子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2月,郑州、开封告急。3月,江苏和山东大部分城镇也被日军占领。


4月8日这天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鸹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继续嘶咬,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但当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却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她们又找到徐州难民救济署,救济署官员要求难童必须参加城防劳动才能得到救济。


曹孟君在徐州的尴尬境地并不是个别现象。江西保育分会在长江湖口收容难童1000多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帮助,饥寒交迫的难童队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会在芜湖收容难童600人,中途却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扣留,强迫他们替部队挖掘战壕,后来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离开。


最终由于日军包围徐州,曹孟君无法硬冲,只好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徐州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突围的日子整整八昼夜,到处是枪炮的呼啸与难民的呼喊。难童恐惧绝望地跟着曹孟君跑,走路都在打瞌睡,互相紧拉着手生怕走散。即便如此,人群还是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最终只带出了8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后,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曹惊愕不已。但未等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邓颖超似乎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到别处。


事实上,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但宋美龄对此未予理睬。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时光。1938年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难童们随国民政府转移到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家长情绪激动,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保育院。父母隔栏相望,泣不成声。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沉寂,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仍念念不忘此事,“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这天下午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重庆“美好时光”


难童沈美安生前忆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为难童,与同伴徒步走到武汉,在武汉沦陷前乘船继续逃难。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每当逃亡的船舶开航,难童们就不禁唱起这首《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们从武汉启程,辗转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随着武**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六百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在这些保育体系外,还活跃着各类民间保育力量。如重庆北碚慈幼院。该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所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系陶行知同窗,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国际红十字会体制下,从湖北收罗难童入川,在寺院开办难童收容场所。孙科、宋美龄等人时常前往演讲。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国民政府进入积蓄力量阶段,迫在眉睫的是扩大兵员。但招募新兵却遭到民众的抵制,国民政府只好抓壮丁强迫百姓入伍。而中国军队的失利,使国统区的抗战热情降到最低点。冯玉祥提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把积蓄力量运用在儿童的救护和培植上,因为打赢这场战争的重任可能在十几岁的娃娃身上。这时候国民政府开始关注战时儿童问题,蒋介石也开始经常出现在保育会的活动中。


在1939年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中,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在会后提议保育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蒋介石也跟着大伙唱得很起劲。末了,他还平起右臂,竖起巴掌,应着歌曲的拍节,朝前推。


在名士云集的山城,保育生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郭沫若、田汉、张澜、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时常出入各保育院,为孩子们授课演讲。敌机轰炸时,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成群遮蔽,等飞机远去,老师一声哨响,成百个孩子就从树林里探出头来叫嚷。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保育生,俨然已是中国的希望。在重庆大轰炸结束后,宋氏三姐妹走上街头,挽着保育孩童的手,走进外国记者的镜头。在延安,一有重大活动,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学生参加,他们的身影甚至出现在中共中央的七次代表大会上。


但战时纷乱,保育院经费窘迫,一些保育院院长还从中贪污。李德全看望保育生时,也会叫随从到集市购买鸡鸭,有多少买多少,她要看着孩子们吃进肚子里才放心。


浙江保育院的难童,因为饥饿,什么东西都偷着吃,不少孩子死亡。此事经重庆《新华日报》披露后,邓颖超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选出十几名老师去该院交接,新任院长曹克勋要求集中孩子亲自验收,挨个核对。最后发现竟少了3个人,四处搜寻,最后在一个僻静的墙角处发现,原来3个孩子早死了,还睁着眼睛。曹克勋当即红了眼,冲着管理花名册的老师大吼道:你给我移交,人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逃不掉的政治


事实上,保育院虽是儿童的避难所,也逃不掉政治斗争。一方面,共产党几乎占领了各保育院的领导实权。宋美龄知道这一点,但能干实事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到1941年皖南事变,一些院长和教员或被限制或被逮捕,中共南方局从保育院中撤退、转移了部分人员,但保育院仍在暗中发挥着地下交通站的作用。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都慢慢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保育儿童相对早熟,他们的父母或在前线参战,或早已离开人世。在香港保育院,当保育生长大升入高中时,他们衣裳简朴,寡言寡语,常常被同学欺负,在学校里成为弱势群体。21个孩子谁也不去上学了,“我们不要这样像猪似的被养着,我们要去当兵!”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这些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的孩子,背井离乡时还不经人事,此时已风华正茂。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驻印国军中,大部都是保育生连队。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国土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此时沈美安家中已无人,他在重庆合川读到高中毕业。他大哥在长江边卖豌豆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就杳无音讯。到解放后才知,大哥在淮海战役时随部投诚,成为解放军,后一直担任五虎上将之一邱会作的司机。到邱被审查时,又多年未敢与家中通信。而沈美安在文革中也被批斗,保育生的经历也成为一项罪名。


进入1980年代,邓颖超与宋美龄常有书信往来,邓还在新年寄送贺年卡片给宋。1984年,这一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玻璃玉兔,因为宋还记得,邓颖超属兔。



三年后,已退出政坛、绝少露面的宋美龄,专门出席过台北一个300多名保育生参加的聚会,听取大家汇报经历,历时3个多小时。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足见这位保育会理事长对昔日这段经历的看重和怀念。


1991年4月28日,适逢台湾保育生惯例的母亲节聚会。年逾9旬的宋美龄再次出席集会,并发表训辞。她说,“届值社会中多人迷失为人处世之正途,尔等曾受爱心恩泽,更切身经历艰险苦难举目无亲之痛楚,当经已训诫子孙,故确信彼辈绝不在其列。兹盼尔等各尽己能,回馈社会,若遇有损及国家情事,应具敢言敢为之胆识,挺身而出,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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