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虚伪爱耍阴谋:有德明君李世民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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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10_7_16_73242_11473242.jpg[/img]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


狭隘虚伪爱耍阴谋:有德明君李世民的真面目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李世民夺得帝位后,做了几件让今天的有识之士大加怀疑的事情。


贞观六年(632年),大臣们都请求李世民去泰山封禅,借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李世民也做如是想。但魏征却反对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


李世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但心里的结却并没有马上解开:“魏征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呢?”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在贞观六年做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释放了三百个犯死罪的囚犯“回家跟亲人诀别”,并要求他们在一定期限内返回来。苍天在那一年不知怎么就开眼了,囚犯们居然在规定之期限内都返回来了。李世民大喜之下又把这些人无罪释放了。万民景仰李世民,文人们开始筹划“仁德”之君李世民的教化之道。


大凡天下的蠢事都是因为某种人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做出来的。李世民放死刑犯无非是想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仁德感化了这些混蛋,但顾此失彼,在天下人赞叹他的教化之功时会怀疑一个问题:既然皇帝的道德感化已经做到了如此之地步,为什么监狱里还会有这么多犯大罪的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顾头不顾腚”,李世民此举正是此俗语的演绎。


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看国史。贞观九年(635年),李渊刚一去世,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国史,时任谏议大夫的朱子奢就是不给他看,并说,如果您一旦看了,发现里面有不利于自己的地方肯定要修改。如此,后人从史中还能得到什么呢?


李世民在这个时候也不纳谏如流了,用自己夺来的皇帝权力把《高祖实录》与《今上实录》看了个遍。他发现了好多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发现别人日记里有对自己的反面评价一样。倘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就会把写日记的人揍一顿。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涂改,毕竟我们是个小人物,世人没有了解你的必要。


可李世民不同,他是一朝之主,一国之君。无论是当时人还是他的子孙们还是后人都有了解他的渴望,而解决这种渴望的途径就是看当时的皇帝实录,也被称为起居注。起居注是专门写皇帝日常生活和言论的,皇帝无权干涉,这是历来的传统,历来的皇帝都没有看,尊重史官的职权和地位,而史官也是公正直书,从不掩饰什么,从不害怕皇帝打击报复。但李世民这个所谓的明君却做了一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如他当初杀兄逼父一样的惊天动地。他看起居注给唐朝后来所有的皇帝开了个坏先例,破坏了这个制度。


其实,他只是看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会留下违反先例的骂名。但他还改。他找来被后世称为奸佞的许敬宗修改之。把玄武门之变和建成太子的事情一概涂改之,实在改不动之处便闪烁其词,于是,史书中便有了唐朝开创之初的一切战役功劳要么是李世民一人所有,要么李建成不过是沾点星光而已。他甚至还诋毁自己的亲哥哥(这可能并不是他本意,而是那可恶的许敬宗搞的鬼)。《旧唐书》里面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异常”。这是比较客气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加细查就开始骂上了“建成庸劣”。


其实把建成太子的品德这样一改,倒反显出李世民的品德不怎么样来了。如果李世民的品德很好,还至于用“踩矬子显身高”这种愚蠢的方法吗?


后世提到李世民,便和贞观之治与纳谏如流等同起来。不可否认,李世民的确让大唐步入了封建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世。据说当时丢了东西在路上,回头还能找回来,晚上睡觉不用关门。真是乾坤朗朗,苍天可鉴。


其实,贞观之治的出现先有李渊打下了坚实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后有诸多谋臣的辅佐,打一个不雅的比喻,随便放到龙座上一个人,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做到此一点。


关于他的纳谏如流,从贞观后期他和魏征的一段谈话里可看出背后的意义来。


魏征:陛下贞观之初诱导别人提意见;三年以后,见纳谏之人乐之。但前后相比,受谏之勉强已有了。


李世民大惊(被魏征看穿而惊):你凭什么这样讲?


魏征:陛下初即位时,有人犯罪,您赐以死。孙伏伽谏止,认为此人罪不当死,您赏赐给了孙兰陵公主园,值百万。有人说赏太厚,您说,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人使谏也。但后来柳雄犯罪,戴胄上谏说不当死罪,您只是给予了戴胄一番表扬而已。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劳民伤财,您却有点不高兴,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征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造反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的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造反,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造反。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伤。天下已定,您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几个混蛋史官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常能提出治国良策,却被几个无耻的御用文人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所残杀。



于历史贡献,我们不敢断言他登基后会比李世民做得更好,但绝不会太差。可于仁义道德上,我们敢下定论之于李世民的矫揉造作、阴险毒辣,李建成会更磊落光明、仁者无敌


诸多人认为李世民是明君,只是出于他对历史之贡献。可历史除了这些,还有更重要的。真正的王道,不掺半点虚伪的仁德,李世民永远缺少这些,而李建成天生就具备。不然,他也不会有君子之心而血洒玄武门。


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们只能叹息地说一声:可惜了一位仁者--太子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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