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人家阎老西是怎么种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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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转自龙空

阎锡山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


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后回忆:“我们跟随阎锡山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气。他是‘钱鬼子’出身,算盘打得最精,总要把敌我双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过敌人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表示态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面玲珑,决不贸然得罪人的……”



阎的这种骑墙作风由来已久。据他表侄张瑞生回忆:1911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阎锡山在这一仗中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民国人士孟默闻回忆说:少年时代,同学间对脚踏两只船的人常用“你这阎锡山”戏称。


不肯轻易亮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北伐时期拥蒋而后来发起反蒋?很简单,蒋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场,成为取代北洋军阀的“新贵”。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地盘的目标不同,蒋介石更具备肃清异己、统治全国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会议,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会场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蒋介石说:战事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军费,必须精兵简政。各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编成若干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老弱残兵则当遣散。蒋想趁机削弱各集团军兵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各军阀心知肚明。


周玳陪着阎锡山参加了南京煦园的编遣会,记下了各派明争暗斗的细节。会议初步商定:总盘是42-44个师,蒋介石独占16-18个;阎锡山分得第3集团军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阴历除夕。这个年,阎锡山过得比较纠结。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1929年2月,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南方基本平定。围观中,阎锡山充当了偏向蒋方的“和事佬”。


这一年年初到年中,从山西到南京任文职的官员渐多,人们盛传蒋、阎关系日益密切。其实每个大军阀都像八爪鱼一样多头联系,彼此若即若离。两年前的北伐时期,冯玉祥跟蒋介石结拜成换谱弟兄,而此时蒋欲置他于死地。原先依附冯的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先后宣布归顺蒋介石,心腹韩复榘、石友三也离他而去,通电“拥护中央”。冯玉祥不得不通电全国,“洁身引退,以谢国人”。


此时阎锡山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用兵的压力。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蒋是要瓦解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让他们互相击破。形势每天都在变。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后,他走了着“与冯共进退”的稳棋,拒绝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冯玉祥一同出洋。他摆出准备出国的架式,专程到北平检查身体并购置服装等。


6月21日,冯玉祥应邀赴山西,同时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礼遇极周的款待,但阎锡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蒋大计,笑呵呵道:“不着急,咱慢慢来。”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生意”做得顺畅,他坐上了仅次于蒋的第二把交椅: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冯玉祥意识到自己相当于被阎软禁了,大骂阎背信弃义,愤怒地绝食了一阵子。西北军其余将领痛恨阎锡山已久,决定联蒋倒阎。阎锡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调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


次年3月,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了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当即交给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挺、面粉2000袋。


冯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1500元败给了2000万


国内的反蒋浪潮已持续一年,阎锡山患得患失、出尔反尔,使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可以说,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一点没有动摇,他对阎锡山的钳制开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职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意思是要把三军副总司令跟他的大本营山西隔断;二是在经济上压制。“铁算盘”大为恼火。


中原大战前,阎蒋二人展开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大战。阎锡山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家财政的困难、各派争战不停的责任归之于蒋,态度强硬地要求他下台;蒋介石则要求阎践行通电辞职、陪冯玉祥出洋的先诺。


阎锡山请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选出了阎、冯、汪、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位国府委员,撇开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约法;按照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分工,推阎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就职。如果他做成了,这一连串的9(帝王之数)会送他登上民国头把交椅。


扩大会议兴师动众,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很快转入拖拉粘滞,“毫无开国气象”。


阎锡山又着手争取张学良,但效果不理想,关键是他砸钱不如蒋介石阔绰。蒋的代表吴铁城以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发行公债、拨给出兵费等名义送给张学良大约2000万元;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收买少帅身边的幕僚、秘书、副官及卫士。一次,他设宴招待东北军政要员,饭后麻将开了十几桌,每人抽屉里放了2万元,不论输赢都归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时想见少帅都会受到接待。


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1000元,另一位揣着500元就上了门。头一次会面后,二人再想见少帅均被挡驾。


军费的筹办对每个军阀都是要事,受盘剥的永远是百姓。筹办机关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将所需粮仓、房舍、运输工具贴上一两张纸条——“某某师查封”,派几个兵把守就是了。如果这些东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军阀或豪绅,可以通过政府从别地筹集军队所要的东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笔钱请军队到别地征购物资——这样层层转嫁,最后是中小地主、富农、贫农来负担。1930年前后,在山西北部,这类负担重到高出正税的225倍,名列全国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绅、商拒绝这类负担,部队的办法是“饥兵闹事”,或者长官让部下“自由行动3天”。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前10年搜刮的钱财大多用在军队和兵工厂上,到1930年时,他手中的现款还没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对部下实行三联单的办法控制缺额(以防多领兵饷)。上午开缺一个士兵下午就得报告;作战前夕动员,每个师也只发2500元,包括了战前的侦探费和向老百姓收买情报的费用。所以,多年追随他的高级将领生活相当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购战斗机是阎的外甥经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淘汰的旧货,没有战斗效能,花了大价钱,却始终不敢在作战时使用。外甥从中得到一大笔佣金,阎大为光火,将他降级,但钱是回不来了。


张学良的奉军成了中原大战的关节之一。大战之初张少帅“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另一关节在于冯、阎、李诸派都想保存实力,虽然凑集兵力很多,战略上缺乏统一指挥,有利时争先,无利时退缩。何况当时山西的士兵普遍吸食海洛因,作战能力很差,人称“高射炮部队”。


《时代》报道中原大战的文章说:“中国的战争以3种形式进行:1.大量的金钱贿赂,常常达到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交易;2.铺天盖地的通电、公告、宣言,任何一方军队都要面对它们;3.人力,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无知的人,今天为这一派打仗,明天又为另一派打仗,视他们的长官得到的贿赂而定。所有这些方式一直在运行着,早已形成一种体系、一种惯例,中国人——不管他伟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后,或者出现特别有效的金钱交易,中国的战争才会暂停。”1930年5月19日的《时代》报道。不幸言中。10月底,败局已定,冯玉祥通电下野;11月,阎锡山宣布辞职,部队听候蒋介石编遣。但蒋不给他喘息机会,“坚不允许”阎某人滞留山西,派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一面摇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论”。


他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从高山上掉到万丈深沟里,身体摔得粉碎,此时还有什么?还想什么?”


想起17岁那年的炎凉么?那年父亲阎书堂开的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上了门板回乡躲债。乡里也呆不成了,父子俩只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去太原,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他还叫万喜子,曾到亲戚家借钱,被赶出来;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声问:“买饼子吗?”日后发达,有人编排了俏皮话: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想起自己是个小老百姓时所受的苦么?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和光绪逃经山西,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比起眼前大厦的崩塌,这些小窘迫实在算不得什么。


以治国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时代》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阎锡山在家乡搞过《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它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学者谢泳感慨:中国农民的宪政水平80多年前已经很高了,自治规则也订得相当有水准,可见不是文化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诚心搞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1920、193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有一支20-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关;有严密的安全机构(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这位当家人的心细手紧应该是钱庄基因。工程师欧阳曾说:“阎锡山对成本核算,极为精细准确,如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计与专家的估计,没有多大的出入,谁也休想在这里边找好处。”


族人阎子奉讲过阎锡山生财的一段趣事:1929年间,幕僚梁巨川在北平听清室太监赵德山说,西四牌羊肉胡同7号曾是某王府宅第,埋着很多银子。梁向阎报告,由山西省银行北平分行拨款3万银元买下宅子,派了一个排卫兵看守,由山西省银行经理王子寿负责一切开支费用。


20多名工人从当年8月开始掘洞,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地下渗出的水越来越多,只得用抽水机排到街上,弄得满街都是泥水。3个多月过去,地下全部掘通,没见银子。王子寿向阎锡山请示,阎复电说把6号或8号宅子买下继续施工。于是又花3.2万元买下了8号,半年内掘地三尺,还是一场空。王子寿唉声叹气:“这事做得太马虎,也太开玩笑了,银子没有挖到,反花了10来万元!”


不过,阎锡山终究是钱庄出身,长于“打虎”(山西人对投机行为的俗称)。据说从太原退到大连之前,阎从山西省府提走两个600万元,其中一笔是现款,一到大连就以低价买进日币老头票。10个月后老头票大涨,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换成中国钞票。阎在大连郊外海滨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个月,总共花了300多万元,这一进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费“度假”。


另一笔600万,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文官厅长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别给1-5万元不等。他嘱托这些人:“咱是有办法的,不要以为就此完结了。”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公道主义”、“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


阎锡山退守大连,很扎实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内,在政治上无法跟蒋介石争雄。从大连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设”的口号,想在经济上维持割据。他还向下属广泛征求意见,反省过去。他悟到: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基础也是不能成功的,孙中山传给蒋介石一个“三民主义”,自己有什么呢?


他对时下流行的主义都存疑,认为各有其短: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封建主义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共产主义“强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义”才是最好的。他试图让人们相信,公道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标准,才是救世良药,他要让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产主义——他要“以主义对主义”。


1932年秋,阎锡山成立了理论研究会,李冠洋是主任委员,洪亦民、朱光一、高仁甫、张子佩是委员。他们可以谈共产主义,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就在家里翻译《资本论》,有的在编政治学的书。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阎锡山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据张子佩回忆:“从1931年到1935年,参加研究讨论的人逐步增加。有太原大专学校教书的,有的是各机关部门和团体负责的,也有国内的学者、教授和进步人士来参加的,像侯外庐、张友渔、邢西萍、温健公等都先后到太原。”“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那几年里,不止一个人跟阎锡山这么说,但他始终认定“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他说:“资本主义不见得是必然崩溃……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剥削人,应该反对它,推翻它,所以资本主义是该崩溃。”


“共产主义也不见得是必然到来。我们虽不能说它没有可能,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劳动上不计多少,在享受上不计好坏。各尽所能,尽能很难;各取所需,取需很险。共产主义是有其理而无其事,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又说:“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


在为父亲庐墓守制期间,阎锡山在河边村召集过一个扩大的理论研究会,将社会的两大病根定为“资私有”和“金代值”,并确定了资公有、产私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他说:“按劳分配就是大同社会。”


他借用马克思主义中他愿意接受的部分,反对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主张发行物产证券,收多少货发多少证券;反对资产私有、生息,主张资由公给,按劳分配。1932年,在整顿金融业过程中他实践了他的“物产证券”。


山西省银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混乱。于是又设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行、盐业银号3家,说这3家银行分别有同蒲铁路、绥西屯垦、山西盐产做担保,不会骗人。这些银行号所发货币,就是他当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本。


以往银行发行纸币均以现金为准备。这4家银行号别开生面,采用实物准备:设立“山西省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实物十足准备库”,拿以上4家银行号发的货币收买物资,收多少物发多少券,物和券永远一一对应。这相当于凭空发行纸币用以聚拢物资,实在是个创造性的法子。用阎锡山的话说叫“口吹大洋”。


实物准备库利用当时市面呆滞、周转不灵,到各县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烟叶、皮毛等大宗农副产品,仅一年多,库里的物资及不动产价值就超过1000万元。正是这个库使得阎能继续大量发行纸币——1932年以前,山西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是120万元,而到1936年,4家银行号发行纸币增加到3300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已达4500万元,其对山西民众的剥削显而易见。时人戏称:同蒲铁路叫“纸糊的铁路”,垦业银号叫“坑人的银号”,实物准备库则叫“赤脚穿套裤”(套在裤子外面的套裤,只有两腿,没有裤裆)。


抗战爆发前的5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5年里累积的资本比1932年前15年的总量还多;粮食和农副产品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人将这段时期的经济成就归功于阎锡山。这当然是事情的一面,如果没有他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山西不会写就这段历史。但事情还有另一些面向,如果没有山西人被压榨出的血汗——4家银行号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是1100多万人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被延长工作时间而减少工资,农民被发放高利贷、增加赋税,因建铁路被低价征用土地——这“十年建设计划案”是无法兑现的。


1935年前后,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令阎锡山不安。此时他大力主张的“公道主义”实际上已经直接针对共产主义了。


1936年他发表了一篇《防共应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另印行一本《共产主义的错误》小册子。在编写会议上,他说:“我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负责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个学者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只是为了人类命运,不得不说一说。”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真如在显微镜下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看得是明明白白,分析得清清楚楚,说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啦。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剩余、经济恐慌,认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造成的分配病。其实这是个交易病,不是分配病。马克思把交易病认成分配病,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到来。”


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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