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最成功的皇帝:他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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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公元1063年夏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大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时之间,宋辽边境的百姓远近皆哭,可见受惠于他的不只是宋朝百姓。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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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3年夏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消息从皇宫传到街市,开封街头的一个小乞丐,起初一愣,接着竟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就往皇宫跑。谁知宫门外早挤满了人,褴褛的乞丐、斯文的书生、稚气的小孩……哭做一团,披着白麻,烧着纸钱,给皇帝“送别”。第二天,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城市上空,以至天日无光。

消息从大宋传到大辽,彪悍的辽国君主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时之间,宋辽边境的百姓远近皆哭,可见受惠于他的不只是宋朝百姓。

从贫民到敌人,都舍不得他死——皇帝做到了这份上,可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晚明的士大夫所称赞的夏商周以后的贤明君王只有三人,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连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清朝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爷爷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爹不疼娘不爱

宋仁宗出生时,那一声婴儿的啼哭,让伸长脖子的文武百官大大松了口气——在他之前,所有的皇子都夭折了。于是他取名“受益”,5岁封庆国公,9岁为太子,13岁老爹一驾崩就改名赵祯,登基为帝。

比起后世的九子夺嫡、你死我活,这家伙的好命,足以叫历代皇子们嫉妒。但殊不知,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却过得异常艰难——他的糊涂老爹、那个签下了“澶渊之盟”的宋真宗,竟然时刻担心大臣们会利用太子架空自己。他越看儿子,越有“被害幻想症”: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陛下还有几个儿子,能让你想杀就杀?”这才让真宗正视一个后果:杀了太子,就绝嗣了。

太子一条小命虽然保住,可父亲的猜疑并没缓解。弥留之际,真宗满脑子都在想:这儿子不可信,只有把权力交给皇后。经过父亲的“严防死守”,13岁的少年赵祯即位之后,也没什么舒心日子,最大的考验来自他的“母后”——章献太后刘娥。

拜《狸猫换太子》的戏说所赐,人人都知道,宋仁宗的生母是李妃,而章献太后正是戏中的坏人刘皇后。但实际上,章献太后非但不是奸妃,反而聪慧敏捷,颇有政治头脑。她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宋仁宗身后,垂帘听政11年。

权力的滋味,一旦尝到,就不想放弃;更何况,从深宫走到朝廷上的聪颖女子,前朝就有一个武则天。章献太后把皇袍披到身上,故意问大臣:“你说,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呀?”这个小动作让气氛紧张起来,太后和臣子开始了权力拉锯。好笑的是,双方打出的旗号都是“保护天子”。年少的赵祯,成了这两派斗争中的挡箭牌,也成了他们互掷的矛,皇位之上如履薄冰。

如果赵祯只是个昏庸的草包,那倒罢了,日子混混也就过去了。但他偏偏在孩童之时,就能一眼洞穿父亲的宠臣王若钦“实是奸邪”。这样敏锐的孩子成了“夹心饼干”,会有怎样的内心煎熬?唯一能让后世浮想联翩的是,在这11年里,他酷爱书法,一手“飞白体”,练得极为神妙。或许,练字就是练心。

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西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几经斟酌,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中国历史上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或许,宋仁宗这种含蓄渐进的方式,错过了大变革的可能时机,治不好国家的病根;又或许,这种方式的成功,过分依赖他个人的宽仁魅力,而令后世之君难以效仿。但无论如何,新党旧党的争议淡化了;日后改革的中心人物王安石提拔了;人才荟萃的一座高峰到来了——在“唐宋八大家”里,除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其他6人都活跃于仁宗时期。以至于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

很多年以后,激进的王安石改革失败了,宋神宗又恢复了祖父仁宗的温和改良做法,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辽国人或许不会懂得,他们敬畏的这个宋朝皇帝,为什么叫“仁宗”。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被尊称为“仁宗”的皇帝,并造就了北宋一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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