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已拜读]怎样才会不盲目爱国--推荐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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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容易偏执的,而且是无法保持理性的。因为一个真正绝对爱国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爱其他国家的,更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对祖国的任何形式的损害和威胁(无论是历史上的、现实的还是将来的)。也就是说,爱国者总是必然要对其他国家保持排斥或敌视,不管表面上如何客气平和,他国永远是敌人,即使会有暂时地妥协、合作也改变不了。如果做不到真正绝对地爱国,那还是爱国,还是爱国者吗?三十多岁,没想清楚;那么,再过二十年,又如何呢?

现推荐一篇文章,与君共勉。


许倬云:五十岁以后我警觉到不能盲目爱国


摘自:许倬云口述 李怀宇撰写 《许倬云谈话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出版


背井离乡,难忘乡愁。一首《乡愁》几乎成了余光中的名片。隔海峡相望,其情眷眷如是,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华人情怀,就更能理解了。我读钱存训先生的回忆录《留美杂忆》,觉得这一段颇堪回味:“我们一家在1959年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过去承认‘双重国籍’,并没有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一直到最近在国内某些刊物发表论文,发现在我的姓名前加注‘美国’字样,才知道中国政府因为某些原因,已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在国外的华人不管是否加入外国国籍,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看你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却认为你是外国人,觉得十分可笑。”

钱存训先生一家加入美国国籍时,许先生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许先生为《留美杂忆》写的序里说:“我曾在钱先生与钱师母的庇荫下,度过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五年。自从1957年至今,我认识二老已有半个世纪,可以说是亲炙身教的后辈,所见、所闻、所感受,能够十分体会到钱先生和师母爱人如己的德行。”而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许先生说:“以色列人在美国,很多人跟我一样‘双重国籍’。很多以色列的子弟拿以色列护照,也拿美国护照。我拿美国护照和‘台湾护照’。”

有一次,我问许先生:“中国留学生当年留在美国不能回中国了,为什么很多人的乡愁那么浓烈?”许先生说:“文化问题。在外面是弱者,或者说孤立,就怀念在家乡如鱼得水的状态,而在外面孤立无助。很多老一辈的留学生,在系里永远打不进去,永远交不到真朋友。我在学校上课,还有老太太们来听课,跑来问我:‘你是开洗衣店出身,还是开餐馆出身?’因此,你理解杨庆堃、杨振宁的感觉吗?我常常跟英时说:比我们早十年的人,替我们扛下了许多过去的艰困,替我们打了天地。早我们十岁的有几个做成教授?学历史的都不教历史,学历史教中文。杨庆堃先生那么能干的教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说:‘我们欢迎你来,你一定以哥伦比亚为荣。’杨庆堃不干了,他说:‘我要哥伦比亚大学以我为荣!’他在岭南大学时已经是系主任了,有美国正经八百的学位。这些使他们受到刺激,跟自己说:‘我们黄人受欺负,必须自己国家强起来,我们才不受欺负。’所以,我屡次跟你讲,你要把你摆到他的时空里去想。”

我喜欢杂读回忆录。黄仁宇先生今天在大陆读者如云,可是我读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几次忍不住要掉眼泪,没想到他在美国竟如此不得意,难怪王汎森先生告诉我:《黄河青山》就是一本《华工血泪史》!许先生说:“黄仁宇的文章写得不错,他太太帮他忙的。他讲课不行,口音太重,湖南话。他是很可惜的,原来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比我们岁数都大,可他是余英时的学生。所以,我们理解他为什么思乡?他寂寞!为什么爱国?他委屈!”

回望在1970年代,杨振宁和何炳棣等人从美国回到中国访问时的一些言论,我深感困惑。许先生说:“杨振宁我能解释,何炳棣我也能解释。杨振宁是年纪小就离开故乡,后来的所见所闻影响他。他学的是很具体的东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数学不能成为人性的学问,那是专门的知识,没办法转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国作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国来了,知道被欺骗。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杨先生是很单纯的爱国主义。何炳棣有一种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认学问是当今第一,到九十岁了还不能免除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贡献,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师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来‘中央研究院’开会了。后来发现北京和台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转弯了,开始回南港来了。他对隔一代的人很宽厚,特别是威胁不到他的人。”

我谈起2007年到美国访问老一辈华人学者时,听说了许多人在美国受洋人气的故事,而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也闹了不少笑话。许先生接话:“不过,也不能轻视老一辈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像史华慈,他超过中国人的研究很多很多。”我说:“我到波士顿访问林同奇先生,他就对史华慈迷得不得了。张灏先生则说自己是‘殷门余孽,班门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师’史华慈。”许先生笑道:“班老师确实是学问大!”

观察大陆学界的情况,我提到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大陆上与许先生同一代的学人,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没有机会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光潜心学问,殊为可惜!比许先生前一代的学人,在五四时代到抗战前成长,不少人国学根底深厚,又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而比许先生晚一代的学人,则有幸在改革开放后读大学,许多人又有机会到海外访问进修。因而,1980年代成长的学人,常常跳过上一代,直接继承了1930年代的学术传统。许先生说:“这个断层很可惜。大陆跟我同辈的人,身受的苦处,我们为之同情,我们也为之悲痛,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受过这个折磨,不是肉体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们的遭遇太可怜了,承受多少压力,多少苦难,我不忍再说什么了。所以,现在三四十岁的人才极其珍贵,中国不会没人,因为中国的人以统计数字来说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现。你们这一代很努力,台湾跟你们同辈的人没有你们努力,台湾六七十岁的人曾经跟你们一样努力。两边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补,中间的断层慢慢修补,但是时间不够了,像我们这些七十多岁的人都快离开了。”

我说:“有时候,苦难是可以产生哲学家、思想家的。”许先生说:“折断的树枝太多了。在大陆,大家常常称赞顾准,他们说顾准是一个非常渊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渊博。顾准对希腊研究也不太透彻。但是我们不能苛求,要怜悯。我常常跟美国的朋友讲,你不要怪大陆的学者那么没骨头,易地而处,我做得可能比他们更差,所以,要有怜悯之心。”

在抗战时代,许先生从地理书刊中逐渐知道中国边疆上外人屡次侵略的路线,以及中国人抵御的方式。他常玩一个“游戏”: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图上,一次次设计纸上作业,在那些地方抵御苏联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梦想今生能够派遣一支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来道歉。我问许先生:“您到了五十岁,为何理解到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许先生说:“国家作为一个政体,假如这是一个机器,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就会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错误使用国家机器的人手里,国家就变质了,牺牲了人民,也牺牲了国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一个国家本身作为被忠爱的对象,就没有意义了。”

在现实世界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百年来连绵不断,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许先生说:“我们这一代我能理解。因为我们这一代在战争中长大,看见过日本人打中国人种种的事情,我们看见过战争里产生许多的灾害,许多的悲剧,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日本人一个炸弹丢下来,毁掉半个城,中国人逃难路上身体衰了就倒毙,旁人走过都没有时间埋葬。我们这一代的爱国情绪是很自然的。但到我五十岁以后,警觉到不能盲目地爱,套用白桦的话:‘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许多老百姓,他为国家做了多少牺牲,国家为他做了什么?毛泽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是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理,但到后来,在这种前提下,牺牲了多少人?我不能随便爱。所以,最后我是爱全人类,我尊敬每个个人。不同的国有不同的定义,从部落国到联邦国,是不同的国。国对老百姓的关系,有不同的方式。国的疆域,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边界。你不能拿国作为一个永远神圣的东西。”

我问:“美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有那么高涨吗?”许先生说:“有。美国人的爱国情绪,等于一种宗教的情绪,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完美的,是人类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所以,要爱惜这个东西。还有,美国是移民的国家,移民丢弃了一些他觉得不好的东西,寻找他认为好的地方。在寻找以后,他才会珍惜,会护卫这个国家。”

我又问:“美国制度真的如他们想的那么完美吗?”许先生说:“不是。这是美国的一些知识程度比较差的人,将宗教信仰和政体之间画了等号。像这次总统选举,麦凯恩就是将爱国主义打出来,结果得到很少的票。奥巴马将人的自主权打出来,将社会公义和公道打出来,他得的票就很高。所以,将来美国的路线逐渐会走向社会福利国家的方向。国家的角色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对外求光荣。麦凯恩对外求光荣,是帝国主义的做法。”

我笑道:“这次总统选举您投票了吗?”许先生说:“我走以前就去投了,我预先将选票封在信封里,寄到那里保存起来,到开票的时候一起开。在美国,制度如此。”

我说:“来南京看您的临行那天,我打电话给余英时先生,他正在看总统选举的电视,我问他投给谁了,他说投给奥巴马。您也是吗?”“当然是。麦凯恩是帝国主义!”

我脱口而出一个天真的想法:“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不能找到一种对未来有启示的制度?”许先生说:“将来会变成什么模式,不知道,但将来一定会变。我们下一代严肃的任务,就是大家要想:怎么才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最好的合作方式?不能教条主义,也不能心里有一成不变的理想。”


本文内容于 2010-7-16 11:56:30 被lisonna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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