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简评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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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 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 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1〕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 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第一,设立国防最高会议。1937年8月12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撤销原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统筹抗日救亡大局。该会的职权是,决定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以及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等。该会的成员,“涵盖了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2 〕在党的系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各部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在行政系统为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与各部部长。在军事系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正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突出之点有二:一是用法律形式授予主席特殊权力,规定“在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一条是最高统帅的紧急命令权”。〔3 〕二是国防最高会议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关系。起初,该会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同年11月16日,中央常委会又决定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国防最高会议的运作,有机密性,并与军事、外交、财政、经济、交通等有紧密的协作,富有战时体制的色彩。”〔4〕

第二,改组军事委员会。抗战爆发后,“形势促使要组织一个军政府彻底从事对日抗战。军方认为,要有个大本营或司令部作为战时的政府。于是决议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大本营。”〔5〕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公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 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 27日,中常会又决定授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三军最高统帅权,并统一指挥党政。30日,蒋介石提出“未经宣战不必另设名目,即以军委会主持战事可也。”〔6〕从8月起,蒋介石着手改组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军委会,权力更集中了,取消了原来的两个副委员长,只设委员长一人,由海陆空军大元帅兼任。编制扩大了,职权范围也扩大了,其中经过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起初将原军委会四厅三处扩大为第一部(作战),第二部(政略),第三部(国防工业),第四部(国防经济),第五部(国际宣传),第六部(民众组训),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国家动员设计委员会等机构。10月旬,增设军法执行总监及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此三个调整委员会之下设水陆运输办事处。这样,军事委员会不仅是一个军事机关,而且管辖到政治、经济、司法各方面。11月,军委会机构进行调整,将中央党部的组织、宣传、训练三部暂归军委会指挥。军委会第二部取消,其职权和总动员有关的事项则归入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办理。第五部取消,其职权归中央宣传部办理。第六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训练部合并。于是,中央党部的工作系统也纳入了军事委员会,达到党政军一元化的目的。然而,军委会由于机构庞大,指挥欠灵活,便于1938年1 月,再次进行调整,将军事与政治、党务各回复其原有系统。中央党部的组织、宣传、训练三部脱离军委会,重归于党的系统。军委会第三、四两部,资源委员会,农产、工矿两调整委员会并入行政院的经济部。军委会第一部和参谋本部并为军令部。原行政院的军政部改隶军委会。军委会第六部和政训处并为政治部。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卫生后勤部与后方勤务部合并。总办公厅、秘书厅并为办公厅。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行政院的交通部。原隶军委会的禁烟委员会总会改隶行政院的内政部。原隶军委会的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行政院的财政部。经过这次大的调整,军委会组织更为健全,灵活有力,军委会由无所不包的组织,转变为真正的全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和最高统帅部。同年1 月17日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为战时最高统帅组织系统,军委会直隶国民政府,设委员长一人,由正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等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委员。

政治部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期,关系尚称和谐,政治部的人事安排大致反映了这种合作气氛,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三个厅,分别由贺衷寒、康泽、郭沫若任第一、二、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邀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在宣传动员全民抗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三,划分战区。根据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国军一部集中华北,于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要点,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以牵制消耗日军,特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于华东战场,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掩护首都”。〔7〕为了实施上述战略部署,8月20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作战指挥计划,将全国南北战场划分为5 个战区:第一战区(河北和鲁北地区),下辖第一、二、十四等集团军。第二战区(晋察冀地区),下辖第六、七等集团军及预备军。第三战区(宁沪杭地区),下辖第八、九、十、十五等集团军。第四战区(闽粤地区),下辖第四、十二两集团军。第五战区(鲁南和苏北地区),下辖第三、五两集团军。另设第十七、十八两集团军及第一、二、三、四等预备军。〔8〕1938 年1月,战区调整为6个:第一战区,下辖第一、二十两集团军。第二战区,下辖南路前敌和北路前敌各军,以及第十八集团军。第三战区,下辖第十、十五、二十三、二十八等集团军。第四战区,下辖第十二集团军。第五战区,下辖第三、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等集团军。第八战区,下辖第十七集团军。另设武汉卫戌总司令部,西安行营,闽绥靖公署,军委会直辖兵团。1938年7月,战区又调整为7个;第一战区,下辖第六十九、三十九、九十七、九十一、二十七、四十等军及一九六师、八十七师。第二战区,下辖第三十五、三十三、十四、三十一等军团、北路军、第七集团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三战区,下辖第十、三十三、二十三等集团军及新编第四军。第四战区,下辖第四、十二两集团军及厅门要港。第五战区,下辖第三、四兵团,第二、二十九、十一、二十六、三十一、二十四、二十七等集团军。第八战区,下辖第十七集团军。第九战区,下辖第一、二兵团,第九、二十、三、三十、三十一、二十六等集团军。第九战区成立于1938年6月中旬, 武汉会战以第九战区担任江南方面作战,以第五战区担任江北方面作战〔10〕

关于战区长官部的职权,除了统一指挥所辖地区的军事外,“可直接指挥辖区内的党政机构”。〔11〕随后,又实施军政合一,“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内的政府主席。”〔12〕

在好些战区内,包括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即所谓“中央军”和“杂牌军”,它们之间矛盾甚深,以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为例,据李宗仁回忆:“这些部队中,除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集团军约10万人是我亲手训练的部队,指挥起来比较方便之外,其他部队的系统极为复杂,指挥殊属不易。其中尤以所谓‘嫡系’‘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郭忏等部为甚。他们只听从委员长个人的命令,甚至作战时对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区司令官所发的命令亦多方躲避,不愿接受,也不向司令长官报告情况,骄蹇之情,难以尽述。”由于蒋介石对“杂牌军”一向采取歧视、瓦解、消灭的政策,“所以他们绝对不打硬仗,处处企图保存实力,免被消灭。”“中央当局便视‘杂牌’部队为痈疽,而‘杂牌’部队亦视最高统帅为仇,而形成一种互为因果的死结”。〔13〕

第八路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组建,是国共合作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根据国共两党协议,1937年8月25日正式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115师、120师、129师, 全军共42,000余人。第八路军组建后,总部及所属各师主力即陆续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并设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保卫陕甘宁边区。同年9月, 编入第二战区,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副)指挥改称总(副)司令、但“八路军”名称仍用。10月,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部制度。12月,成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直接指挥华北前线八路军。

第四、调整国民政府机构。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授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三条所规定,统率全国陆海空三军,并指挥全国军民,负国防之全责。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命令海军部暂行撤销,其经营事务,并归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军委会的第三部(国防工业)、第四部(国际经济)并入经济部;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并入交通部;卫生署改隶内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卫生部分并入卫生署。“这种调整,一方面裁撤了性质重复或机能相同的骈枝机关,或受战时影响而不能工作的机关,以减少行政单位,撙节经费开支;另一方面,划清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的权限,确定其隶属系统,以适合战时需要。”〔14〕

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建立,是国民党当局为适应抗战需要——高度集中权力,加强统一指挥所采取的一项国防上的重要举措,是它抗日积极性的一种表现。与此相联系,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专政独裁政策有所调整。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中共和其它抗日党派政治团体的合法地位。国民参政会成为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党派政治团体与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战时民意机构”,它为各党派、各界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国民党控制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也有所开放,一些非国民党藉人士和国民党非蒋系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加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有的国民党非蒋系人士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战区司令长官、省长等职务。从总的方面看,这一阶段的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主要的一面。但同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并未根本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门只是微微开了一点缝,这种战时体制还远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

武汉、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过渡到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二期抗日作战”。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日本侵略军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由于英美对国民党加紧劝降活动,加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恐惧,于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政略上,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其主要标志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此后,制造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在战略上,军事保守主义加强了,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战时体制也有所调整。

第一,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确定调整的部署。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政部门南迁长沙。11月12日,岳阳沦陷,国民党军政重心又暂时移至衡山。11月25日至28日,军令部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征询各战区对今后作战之兴革意见”。〔15〕蒋介石主持了会议,宣称:岳阳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第二期,即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要求分三期轮训全国军队。“在会议中,宣布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以统一督导南北两战场之作战;设战地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军委会,于敌后设分会,以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之政治文化经济侵略。”〔16〕

南岳会议决定重新划分战区,调整兵力部署,简化指挥机构,以军为战略单位,废除军以上的兵团、军团名义,使之由统帅部至战区和集团军仅经过两层,将两旅四团制的步兵师一律改为三团制步兵师,以增强指挥的灵活性。

南岳会议确定了武汉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表明国民党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有所改变。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确定对日积极作战的方针,只是以一部分军队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而主要的任务则是进行整训,以保存实力。

第二,重新划分战区。1938年底,国民党宣布成立冀察和苏鲁两个游击战区,“期于敌前敌后不断打击敌人”。但是,他们留在后方的军队,并未真正抗击日军,而是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1939年4月的战区设有:第一战区(河南、安徽两省北部),下辖第二、 三两集团军和豫北自卫军。第二战区(山西全部、陕西东北部),下辖第十四、四、五、六、十三、八、七、十八等集团军,晋陕绥边区,战区直辖部队。军委会第一游击区,山西保安司令部。第三战区(浙江、福建全部,江苏,安徽南部),下辖闽绥靖区兼第二十五集团军,第十集团军,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第四战区(广东、广西全部),下辖第十六、十二两集团军。第五战区(安徽西部,湖 北部,安徽南部),下辖第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等集团军以及豫鄂边游击司令部,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战区直辖(控制)部队。第八战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下辖傅作义指挥部,第十七集团军,东路总指挥部。第九战区(湖北南部,江西西部,湖南全部),下辖第一、三十、二十七、九、十九、三十一、二十等集团军及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十战区(陕西),下辖第三十四集团军及第十六军。鲁苏战区(江苏北部、山东全部),下辖第五十一、八十九、五十七等军及独立第六旅,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山东游击司令部。冀察战区(河北、察哈尔),下辖第四十、六十九军,河北民团总指挥部,第一游击纵队,河北保安司令部,察哈尔保安司令部,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部,此外,还有军委会直辖(控制)部队,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后方绥靖部队”〔17)

1940年7月,战区有所调整,设有第一战区,下辖第三、三十六、 三十四等集团军。第二战区,下辖第四、五、十四、十八、六、七、八、十三等集团军。第三战区,下辖第二十五、十、二十三、三十二等集团军。第四战区,下辖第十六、九、三十五、十二等集团军及粤桂边区总司令部。第五战区,下辖第三十三、二、二十二、二十九、十一等集团军。第六战区,下辖第二十、二十六两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第八战区,下辖第十七集团军及绥远傅作义部。第九战区,辖第十九、二十七、十五等集团军。冀察战区,下辖第三十九军,六十九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军委会直辖部队,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后方绥靖部队。鲁苏战区,下辖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以及游击部队。〔18〕

第三,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1939年1月28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全会宣称:“后期抗战开始,生死存亡所系之关头,尤宜组成中央党政军统一指挥之机构,使全国党政工作均与军事相切合,以收共同行动之效。故特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19〕全会通过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国防最高会议,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同年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开始办公。“它的组织成员,涵盖了中央党政军的首脑人员,其中分为决策部分和执行部份。”〔20〕前者由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11人为常务委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后者包括中央党部秘书长和各部部长,训练委员会主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文官长,行政院秘书长与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各部部长,军事参议院议长,陆军执行总监办公厅主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海军总司令,总动员委员会与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等。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防最高委员会包括了最高国防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两者的职权,具有创制权,国防军事大政方针的决定权,政策实施督导权,预算权,动员权,行政三联制实行权,命令权,任命权,对于参政人选的决定权,国民参政决议核定权,组织权等11项权力,可以说,它是“抗战的司令部”。〔21〕国防最高委员会是国统区战时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国防最高会议相比,国防最高委员会不仅是一个联系党政军各方面以决定战时政策的机构,也是一个指挥党政军各方面去执行这些政策的机构,它的委员长不仅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实际上也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是战时的最高统帅。因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建立,极大地强化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的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战的影响可谓利弊掺半。在这阶段中,国民党虽然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与不抗日仍有区别,国民党虽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侵略军谋求妥协,但它采取了有条件的妥协政策;国民党虽然是“避战”、“逃战”,但也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在对日作战中,国民党当局的军事保守主义与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作战也应区别开来,在南昌、随枣、枣宜、上高、长沙、常德等战役中,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牺牲也很惨重。国民党的积极反共与内战时期大规模的“围剿”战争也有区别。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但由于中日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半争策略,迫使他们没敢破裂国共合作的大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国民党在战略方针上,进一步实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准备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这是战略方针的主导方面。当然,国民党也宣称它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策应盟军,争取共同胜利,对敌实施连续攻击,使敌不能南进,以减轻敌对盟军的压力,同时派兵入缅甸,以协助盟军作战。 ”〔22〕但实际上它的基本指导方面是依靠外援,坐待胜利。 国民党在此作战方针指导下,扩大了它的战时体制。

第一,建立中国战区。12月8日,美英等国对日宣战,之后,法、 荷等20余国也先后对日宣战。11日,《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在柏林签字。至此,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正式形成。12月8日, 国民党紧急召开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决定对日宣战。当天,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家宣战。特别会议还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加拿大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作领导。当天,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三国大使,请他们将此建议转交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罗斯福很快电告蒋介石,表示同意中国的建议,并建议由美、中、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并分别向四国发出邀请。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召开的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达成五项协议,其中有:(一)组织中美英联合参谋会议,设于重庆,由何应钦主持。(二)成立中英联合统帅部,设于缅甸,由英军选派高级将领任统帅,中国副之。12月下旬,在华盛顿召开阿卡迪亚会议。这次会议,由罗斯福提议,并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并列为世界四大国。这次会议,还由于罗斯福提议并坚持下,决定单独辟出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和缅甸北部等地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组织中国战区,以“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建议由蒋介石“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安南及泰国境内的联合国家军队”;并在蒋介石指挥下,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尽可能邀请苏联参加;在中国战区统帅,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三总部间应互相派联络员,取得密切联系等。191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罗斯福如此重视中国,是出于美国战时和长远战略设计的考虑,他企图力促中国抵挡住日本的进攻,使日本主力陷于中国战场不得动弹,同时,他还希望扶植一个亲美的世界强国,在战后代替日本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1月3日,同盟国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应蒋介石请求,美国派陆军中将约瑟夫·华伦·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来,由于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被迫于1944年10月离任回国,由魏德迈中将断任。中国战区的辖区,最初划为中国、泰国、越南、缅甸,后又决定将缅甸南部、越南南部划归东南亚战区。中国战区统帅的指挥权是独立的,不受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管制

第二,成立中国援缅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向西南太平洋发动进攻,英美军节节败退,中国西南大后方受到威胁。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召开的东亚军事会议,决定中英联合统帅部立即着手防守缅甸的准备,协同英军在缅甸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日军进犯;由美国向中国入缅作战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同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军事协定》。1942年1月, 日军进攻缅甸仰光。国民政府为了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从1月19日起, 应英国政府的请求,先后派出第五、第六、第六十六等军共计10万人入缅甸参加对日作战。3月中旬,成立中国援缅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 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远征军入缅后,先胜后败,1942年8月远征军分别退至滇西和印度。1943年, 退至滇西的远征军以及新增加的部队,重组中国援缅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部队调配重编为第十一、十二两个集团军,并在昆明成立了训练中心,直接接受美军的训练与装备,至1943年8月, 共计5个军15个师,1944年再次入缅对日作战。至1945年1月,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抗战胜利后,远征军返回国内。

1942年8月,退往印度的中国援缅远征军,在印度兰姆珈集结, 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后为郑洞国),驻印部队以及后来从国内运去的部队,在兰姆珈训练营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至1944年1月,编为新第二十二师,新第三十师, 新第三十八师,后又扩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参加对日作战,1945 年3月,驻印军奉命回国。

第三,成立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该部于1944年冬在昆明成立,其职责是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及训练。按照美国国防部制定的编制,设4个业务处(即第一、二、三、四处)。 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美军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司令,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基兼任后勤司令,其他各处也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美军司令部帮助在云南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建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至日本投降前,训练与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师,成为后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

第四,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大队。1943年11月4日,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成立,分为一、二大队,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兼蒋介石的军事参谋长陈纳德指挥。

第五,国民政府的改制。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对国民政府组织法作了重大修改。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为海陆空军大元帅,将国民政府组织法中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得兼其他官职”的规定删除。规定五院正副院长必须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任,非国民政府委员没有资格担任。这些规定,使国民政府由一座空架子变为行使治权的政府机关,国民政府主席由地位崇高但不掌实权的元首变为掌大权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蒋介石不仅是战时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而且是战后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这次改制,完成了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归于一人的最后一步,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制。

第六,多次调整战区。第一次,1943年4月,设第一至第九战区, 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共11个战区,共计35个集团军〔23〕。 第二次, 1944年4月,陆军部队下设第一至第九战区和冀察战区,昆明行营, 中国援缅远征军,中国驻印军,重庆卫戌司令部,直辖部队,绥靖部队。上述部队共计40个集团军〔24〕。第三次,1944年12月,国民党将平汉路东第一、第五战区原辖区域合并为第十战区〔25〕。第四次,国民党为准备反攻及配合盟军作战,1945年1月,陆军部队下设第一、二、 三、五、六、七、八、九、十战区和冀察战区及中国驻印军,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地方绥靖部队,军委会直辖部队〔26〕。第五次,1945年2月, 随着中印公路的开放,美国武器和作战物资大量输入,国民党为加强其部分部队的美械装备和充实炮兵火力,适应反攻作战的需要,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缩编为4个方面军和昆明防守司令部。 为了便于作战的统一指挥,又设立了汉中行营,东南行辕,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到4月止,陆军部队下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辖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方面军和昆明防守司令部等部),汉中行营(辖第一、第五、第十战区、冀察战区及第二十八集团军等部),东南行辕(辖第三、第七、第九战区)第二、第六、第八战区,驻印军,重庆卫戌部队,昆明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绥靖部队及军委会直辖部队〔27〕。

有些行营实际上是一个无实权的虚设机构。据李宗仁回忆:1943年9月, “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和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划成第十战区,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28〕。

在这阶段中,国民党战时体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系起来了,这对取得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是有利的。但是同时美国势力也随之进一步深入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和军队也更加腐败,大批将领投降,部队失去战斗力。虽然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也进一步强化了。因此,可以说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战的影响,消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综观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战虽起过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也是很多的。F·F·Liu (刘馥)评论说:“像那种本来可以用于抗日的力量可异未能适当地运用。政府当局一开始就被军事管制的观念所迷惑,以致使政府本身失去了能以充分动员国家资源的高阶文官。政府的组织未臻精简,到处充满着庇护和官僚主义,不能取人之长(在组织民众方面)补已之短,也不知为了国家利益如何运用现有人才。政府当局——唯一的目标在严密管制(但从未完全达到目的)——抑制了官员们的自动进取心,也使才知之士感到沮丧。结果是国军战斗力的惊人浪费。短视的经济和工业态度削弱了战场上军事战斗力,并威胁后方民众的生计。军中现有的人力几乎没有四分之一用于实际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国家的资源也没有一半予以有效地利用。”“国民政府本来可以用于抗日的相当大的兵力,却因担任封锁中共任务不能调动。中国的武力仅有一部分可以用之于抗日;其余的兵力则被用来维持国民政府微妙的平衡和监视中共的威胁”。

刘氏的评论是较为客观的,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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