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站起来的新青年──向本田罢工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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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基于正确的理由,一批恰当的人找到另一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做成了既正确又恰当的事情,这就是本田罢工事件的全部。当下是物价上涨却工资低廉的血汗时代,尤以广东珠三角这片惯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薪的土地为罪魁祸首,中国工人的劳动负荷严重超支却无余钱可剩的同时,日本人在日本驻中国企业里却比中国人多拿五十倍工资。于是,以八十后、九十后为主体的新一代青年工人站了出来,非但团结一致集体罢工,而且还四处找记者、联系代言人、上网发帖、手机摄像,就算带头人被辞退、罢工者被殴打,也永不妥协,逼得广

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基于正确的理由,一批恰当的人找到另一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做成了既正确又恰当的事情,这就是本田罢工事件的全部。当下是物价上涨却工资低廉的血汗时代,尤以广东珠三角这片惯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薪的土地为罪魁祸首,中国工人的劳动负荷严重超支却无余钱可剩的同时,日本人在日本驻中国企业里却比中国人多拿五十倍工资。于是,以八十后、九十后为主体的新一代青年工人站了出来,非但团结一致集体罢工,而且还四处找记者、联系代言人、上网发帖、手机摄像,就算带头人被辞退、罢工者被殴打,也永不妥协,逼得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曾庆洪这种“法人代表”被迫现身,最终大致达成目标,即:每人工资比原来多加五百元/月。

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任何一个环节被堵死,都可能导致更大的难题。譬如,倘若宣传部门一声令下,“财新网”、《财经》、《每日经济新闻》、《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就必须消音,全靠境外媒体了。可贵的是,深度报导此事的外媒,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特别敏感敌对,它们是《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等具备国际公信力的媒体,以至于连《环球时报》这种党控报纸也要转述境外媒体报导。尽管平面媒体因纪律所限,多用“停工”,但网路媒体普遍高呼“罢工”,这是对一九八二年中国宪法取消“罢工权”之后的公然对抗。事件要结束,必须谈判成功,劳方就得有带头人,谁来带头?我实在很钦佩本田的新青年们,他们居然找到了常凯,而不是民间维权的独立NGO组织,或者具备黄琦、郭飞雄这等传奇色彩的敏感人士。


“恰当的人” 关键的劳方领导人


常凯是促成谈判成功的关键人物。一是他专业过硬,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有教授、劳动法博士、博士生导师头衔,专业方向是劳动关系和劳动法;二是在劳动法这一块是一呼百应的权威,是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兼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劳工组织项目顾问,而且还是二零零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专家组成员之一;三是媒体活跃度高,曾多次接受主流媒体访问,易于被社会各界认同;四是在日本也有影响力,担任着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本田汽车总部在日本,要让他们感受到巨大压力,除了罢工规模扩大升级之外,就是它的客户对其施加压力(犹如苹果公司之于富士康),以及有能够对日本构成影响力的人站出来讲话,常凯就是当中的最佳人选。


日本媒体袒护、粉饰日本企业,在这次事件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好比外媒批判中国血汗工厂如万里长城的罪恶一样,在中国媒体是不被允许出现的。但常凯接受工人邀请,从北京飞到佛山,这个姿态,日本政府、中国政府、本田企业、罢工青年,全部接受。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南海,离这个公司最近的知名劳工NGO,其实是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是曾飞洋,但工人们没去找这个人。此外,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在劳工维权方面声名鹊起,所长是刘开明,工人们也没去找这个人。互联网实在够强大,工人们但凡在百度搜索“工资协商”等关键词,出来最响亮的,绝对是常凯。“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防止政绩化”、“中国工人要形成一种影响劳动力市场集体力量”等言论,就来自常凯的务实之谈。


年轻工人领袖拉开罢工序幕


要在一个一两千人的工厂,组织号召所有想法不一的打工青年集体做成同一件事,尤其是面对占一半以上的技校实习生工人,在初期是极为艰难的。很偶然,此次策划罢工的工人领袖,居然是年仅二十四岁的湖南青年谭国成。此君希望效法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意外地成为中国工运史转折时刻的推手。他不简单,熟读《三国》有谋有略,对其老乡毛泽东的底层抗争精神也颇推崇。他有一位姓萧的工友青年同样来自湖南,两人一拍即合,抗议工资低,一起跑去递交辞职书,这一举动在小范围内激起共鸣。五月十七日早上刚一开工,谭、萧两人已经忍无可忍,在流水线上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一时间,几个车间同时响应,工友彼此相传,真就停了。这些年轻人,绝非上辈那种“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能忍则忍之辈,一个个统统跑到厂区篮球场静坐示威,罢工序幕就此拉开。


原本是两个青年的愤怒辞职,竟拉动全厂响应的一致团结,继而连锁反应,非但本田所属的另外三个中国公司停产,就连同在佛山的光法雷奥汽车照明系统有限公司也掀起了罢工运动。若在过去,对付这种事情,立即逮捕带头人,连哄带打,事情就算平息了。但此次不同,工人们群情振奋,纷纷在各网站发帖,晒工资单,刺痛的是千千万万有此相同境遇的各省打工者的心。事态所涉,早已非本田一家公司而已。网路支持之声,刹时风起云涌。境外媒体打去电话,大陆媒体也派记者前往。青年们倘若仅仅是控诉工资低,那不算新闻,真正的新闻是该公司工资分五级,每级又含十五级,总共七十五级的不同工资标准,每进一级需要一年时间,即使进了一级也不过加几十元工资而已。更大的新闻是,凭什么日本人跟中国人虽然同工,但酬劳却是“五十比一”?这就成了民族矛盾。早知道中国抗日,你却不知道中国人究竟有多抗日。任凭政府再如何袒护资方,在面对民族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绕不过去的。


“正确又恰当的事” 四项复工条件


更意外的是,精神具备传染性,思想活跃、现实悲惨的青年们,尤能感应,遂反抗到底。谭、萧两人被公司广播宣布辞退,公司以为能起杀一儆百之效,不料工人们情绪反弹,条件升级:工资提高八百元,追加工龄补贴,不能追究罢工者责任,立即组建独立工会。这四条,只要其中一条不答应,就一直罢下去。关于钱的事情,可以商量,富士康最终就比原来提高了122%的工资,只要压力够大,资方必然妥协,但后两条却是神来之笔,的确了不起。秋后算帐向来是中国的传统,谁当出头鸟,就整谁。搞得工人们虽然有能力推选谈判代表,但没有谈判后的法律保障,谁也不愿意站出来谈。为了保护自己,不让人辨识出来,所有人一律戴上口罩,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至于独立工会,当地政府表了态:“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但后来发生的事,就证明了中国必须要有独立工会,因为被政府批准成立的所谓工会,在五月三十一日居然带人来殴打罢工者,鲜血横流。政府工会,究竟是在保护工人,还是在迫害工人?


这次殴打事件,是本田老总曾庆洪再也避不开的事情。六月一日,他被迫出现了。在此之前,记者蜂拥而来,防暴警察拉着警戒线等候在外,工会找来的人照样殴打工人。无流血则不成功,你若不出手殴打,没准儿经过政府的所谓“调解”,譬如勒令实习生工人所属的校方以拿不到毕业证书威胁学生,把学生召集到统一地点宣讲当前政策法规精神,搞洗脑式的“呼吁员工理性对待薪资问题”,说不定还能拖延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可以一手硬,一手软,给带头人一点好处的同时,想办法瓦解掉工人的意志,致其内讧、涣散,直至无奈放弃。然而,公然打人这件事毕竟被媒体曝光,曾庆洪实在躲不过去了──甚至我认为让他最牙疼的问题是:谁让你这么打的?简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曾庆洪一出现,事情基本就定了,加之常凯这个第三方的介入和妥协,彼此让一让,事情就结束了,生产恢复了起来。


后续效应 重新计算最低工资标准


我深深同情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员工们,但我更钦佩勇敢地活下来的人,如本田新青年这般,凭藉智慧、激情和媒体及社会力量,来让自己与资方平起平坐。新一代青年,负担沉重,但渴望消费,没钱之于他们,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谁说年轻人团结不起来?只要是共同利益,只要有人起个头,任凭你打骂、威胁或利诱,这股精神就是不灭的。在此之前,中国每年都有罢工,但成功罢工同时又能被中国乃至世界共同长期关注的,一是重庆的出租车罢运,二是佛山的本田罢工。这个事件的效应是,中国各省必须重新计算最低工资标准,固然企业利益影响到政府的纳税,但你不能不考虑自己是谁的政府。“罢工必须由工会批准、组织”的法律规定,也应该被修改,中国劳工同样应有自发的罢工权,偏袒资方不是民主政府的出路,而是一条死路。


此外,日本人,请听清楚:中国人虽然在内外交困的束缚禁锢中一直活得很卑贱,但我们有跟你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能力。


(作者为独立作家,一九八三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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