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抗日爆发以来,中方主要组织三次较大的战役,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每次歼敌都过万,在中国战场起主要作用。坚持八年,国民政府军陆军死亡、受伤、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 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用了几百亿的物资,可见劳国劳民。

徐州会战,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至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9~10日,日军第13师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12日向澥河、浍河方向撤退。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同时,在淮河南岸,以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 2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开始分路南犯。东路第5师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第59军奉命驰援,3月12日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40军实施反击,激战5昼夜,重创日军,迫其向莒县撤退。西路日军第10师长濑支队(相当于旅)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3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濑谷支队(相当于旅)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由邹县(今邹城)以南的两下店进攻滕县(今滕州)。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失守。3月20日,日军第10师濑谷支队南进连陷临城(今薛城)、枣庄、韩庄后,不顾第5师和第10师长濑支队在其两侧进攻受阻,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李宗仁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3月23日,日军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的康庄、泥沟地区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24日起,日军反复向台儿庄猛攻,多次攻入庄内。守军第2集团军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第五战区以第20军团主力向台儿庄机动,拊敌侧背,与第2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令第3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日军为解台儿庄正面之危,速以第5师坂本支队(相当于团)从临沂驰援,进至兰陵北面的秋湖地区,即被第20军团第52军卷击包围。4月3日,第五战区发起全线反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万余人。其余日军残部于7日向峄城、枣庄撤退。

此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淞沪会战,中日的淞沪大会战,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同时也改变了中日决战的事前安排,以及事后的战争发展方向。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战略历史上的大问题,当时蒋介石决定将主力东调,寻求上海决战的策略,是否适当? 因为一般的解释,特别是陈诚等将领的意见是,若是中国军队在华北决战不利,日军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在华北平原会以其战场优势,沿着平汉线大举南下,直攻武汉,那么中国就会无险可守而迅速被日军分成东西两块;中国的军政中心既无法西迁四川,日本又可以运用海空军支持的绝对优势,将国军主力在东南歼灭,历史上中国南方政府,都是遭到这样战略所击败的。这种战略分析,当然有极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日本认为若要深入攻击中国,必然是旷日持久,并且动员太大,他们认为只要攻击中国刚刚建立的工业地带与军政中心,最多再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中国就绝对会屈服,中国那有能耐撤退到西南落后地区,还能与日本对抗?所以中国最为担心的日军由北而南之攻势,却是日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日军在上海浴血缠斗三个月,才勉强攻下国军的阵地,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抗日实力与决心,产生刮目相看的态度,而日军久战未胜,日本的民心士气,则出现了怀疑与困惑。日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与中国的战争,那么日本就将面临其战略最大的致命弱点,就是日本缺乏战争与民生的资源,根本经不起长期的消耗,一旦它无法在中国战场上达成速战速决,那么最后的溃败,也就成为日本无法避免的命运了。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只要中国不屈服,中日两军的东线作战绝对是不可能避免的,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虽然日军并没有沿平汉线长趋武汉的作战计划,但是中国却不可不防这步。蒋介石主动将东线变成为主力战场,有着后勤与指挥的实际需要。因为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当时的陆路运输能力,在日本空军的压力下,无法支持大军在北部的作战。但是若在上海作战,不但地理较近而且长江即是运输的动脉,这里也是蒋介石的地盘所在,就近指挥,比较灵活方便,在华北战线就会出现严重鞭长莫及的指挥问题,石家庄行营就是在各军协调困难,指挥失当的情形下,在混战中沦陷的。在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当时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可以说是对于这场会战的过程与意义,做出最好的历史见证与结论:“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蒋介石与全体军民的共同结论是,虽然上海作战失败了,但是中国决心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由于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很显然,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所以当时国军担负起所有主要作战任务。对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保卫了大西南,和西北。如果没有国军坚持在主战场,中国很可能被全部占领。这三次会战虽然都失败,但表现出中国人的顽强斗志,打碎了日本三个月使中国灭亡,振奋了全国人民人心。在战争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文内容于 2010-7-13 21:17:43 被网络卫士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