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迷雾:元朝真的近百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

向军娜 收藏 0 593
导读: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

“八倡、九儒、十丐”这几个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组。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在批判“四人帮”大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时,常把元朝人这段发自己朝代牢骚的牢骚话当成历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历史学家”甚至由之推断,元朝立国到亡国近百年间没有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由于这位史学家颇有名气,有相当一部分喜欢“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又一个误区出现了--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废除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杨广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至武则天时则天本人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为制科。一般的史学著作或工具书,在谈到科举制度时前举唐、宋,后举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元代根本就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大漠深处有“绿洲”


元代究竟是否举行过科举考试,我们还是应该让《元史》来说话。


《元史·选举志》:“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令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窝阔台,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时代一个最为有名的贤相。这段历史告诉我们,蒙古立国之初确实行过科举考试,考试中选者享有免除徭役、赋税,与长官同署公事的权利,并且点出了第一批中选者中的榜首杨奂的名字。


也许有的人要斤斤计较蒙古帝国与元帝国之间的区别,认为开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开科取士,这话也不对。


我们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选举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负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设立程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


此举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当时的丞相火鲁火孙、留梦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议开科取士,虽然也因故未果,但当时的科举取士的方略却确定了下来。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当时的中书省官员又上书给皇帝,称“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诅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摘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议皇帝重开科举,不过范围比隋、唐时代缩小了,只有德行、明经二科。


元仁宗立即准其所请,并颁下一道诏书。这位皇帝大人在诏书中说:“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联以眇躬,获承丞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国所属各州、郡、县遵从皇帝的旨意推选出“贤者、能者”参加科举考试。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县推选出来的士子会试京师。


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诏书可一点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诏书中对哪些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甚至监考人员的组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们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参加考试:


诏书上说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德才兼备”者方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的内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通过了第一场考试之后,接着考第二场:“第二场第一道(题)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


“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场通过以后,考第二场:“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接着是第三场,“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这些都通过之后,汉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称为“及第二甲”,皆授给正七品的官职,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职。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过两场就可赐进士及第(因为他们汉文化水准较低)。


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诏书中还规定了监考人员:总监考由监察御史和廉访司官员担任,分监考由知员举、同知员举等人担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经过严格考试,蒙古人护都答儿,汉人张起岩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虽然时断时续但绝非昙花一现


有些怀疑元代曾经开科取士的人,面对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断然否定元代有过科举考试,但他们却认为元代的科举,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已。


持这种观点的人结论下得也未免有些过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开科取士以外,元帝国还时断时续地举行过许多次科举考试。


其中较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护都达儿、霍希贤等50人“金榜题名”。


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达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题名。


泰定帝也孙铁木尔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张益等86人获金榜题名的殊荣。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题名。


元文宗图铁木耳天历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笃列图,汉人王文烨等97人金榜题名。


元惠宗妥欢贴睦尔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试,蒙古人同同,汉人李齐等一百余人金榜题名。


其后两届--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开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开科考。


从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选举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元帝国几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汉各色人等获得了“金榜题名”的殊荣。


除了天顺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宁宗懿璘质班,因在位时间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顺帝)均都在金殿廷试过士子,成为当时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举考试工作分得很细,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者,元帝国的高层决策人也尽可能地给予了关怀--有好事者不妨与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们的落魄作一个比较。


《元史·选举志》载,早在仁宗延祐年间,当时的丞相帖木达儿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书给仁宗皇帝,建议朝廷对于“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以后又规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当时的学官名,并不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教授”。此官虽然不过是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的一个小芝麻官,但却能享受“劳保”待遇,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书生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安慰。


读者诸君所了解的科举考试,往往只是小说或影、视作品中的考试,对于真正的考试所知者甚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常听人说“金榜题名时”乃是与“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一样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题名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真的是个什么样子,却难说出个子午卯酉,《元史》上说得却很明白。


《元史·选举志》:“三月初四日,中书省奏准以初七日御试举人于翰林国史院。定委监视官及诸执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问进呈,俟上采取。初七日,执事者望阙设案于堂前,置策题于上,举人入院,搜检讫,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礼生导引至于堂前,望阙两拜,赐策题,又两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汉人、南人作一甲,如前仪。每进士一人,差蒙古宿卫士一人监视。日午,赐膳。进士纳卷毕,出院,监试官同读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为三甲进奏,作二榜,用敕黄纸书揭于内前红门之左右。(皇帝接见)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礼部告谕中选进士,以次日诣阙前,所司具香案。侍仪舍人唱名、谢恩、放榜。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预宴官及进士并簪花至所居。择日恭诣殿廷,上表谢恩。”


整个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举考试,而且规定了那么详细的考试规则,录取办法,甚至还对“名落孙山”的年纪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为什么还有人要造它的“谣”,说它没搞过科举考试呢?


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实行统治的全国性政权,辽、金、五胡十六国虽然也是“蛮夷”之人当皇帝,但他们所辖国土毕竟只是中国领土之一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自己心理上是这样认为的!)的现实,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相比,元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多汉文化水准较低,所以,一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不才君主弃”,忍不住要发一点牢骚。


(2)蒙古立国,若是从太祖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间未曾开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间又停科不取,虽然高层决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开科考,但那些莘莘学子们却并不了解这些高层机密,他们看到的只是“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这些怪现象,所以才发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骚,后世有读书不求甚解而又喜欢惊世骇俗者遂因之“推导”出元代未举行过科举考试。


(3)有些文学史在叙及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曲的兴旺发达时,往往认为,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不行科举考试,才使得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文学,尤其是元曲、杂剧等的创作。这种结论下得也有点过于绝对。元代并不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不重视,只是对那些喜欢以“诗、词、歌、赋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经世之术的知识分子才真的不重视。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们在入主中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质朴少文”,这就无形中断了那些诗人、词人们的一条晋身之路。这些失去了晋身机会的诗人、词人们当然要不满当时的统治者。这种不满意被民族主义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极浓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骚,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骂。


(4)虽然中国的科举考试早在隋文帝时就已开始实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寿终正寝”时,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并非每个朝代都不断地开科,每个朝代即使开科取士,往往也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元代只开德行、明经二科,考试的范围似乎小了一点,但却绝非“前无古人”之举,隋代刚实行科举考试时也只有“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不能以所开科目的多寡定其优劣。


我们不否认元朝以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开国之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这一事实。但我们也应承认元朝中期以后,有过每隔三年便考选一批士子的历史。


感性色彩要让位给白纸黑字的历史,这是我们走出这个“误区”之后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纵观元代开科取士的历史,我们发现,知识和人才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朝代都不存在着“文化沙漠”,翰海中总有希望的绿洲。



对于“当权者不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个命题要辩证地分析。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朝代的任何统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国家治理好,总要依靠一些读书人的帮助。汉朝一个名叫陆贾的人,他对当时的皇帝说过一句颇为有名的话:“天下可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


问题的关键是当权者所依靠、所重用的毕竟只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愿让“天下英雄尽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他们最喜欢的三段论式是:


我是知识分子,当权者没有重用我,所以当权者不重视知识分子!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对你如何,先应问问你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对于喜欢搞“三段论”式推理,常发“不才君主弃”牢骚的人,不妨建议他们定下心来想想肯尼迪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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