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吗?

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启蒙运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这一历史结论,早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但是,在近年来“历史新论”迭起的浪潮中,有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居然否定辛亥革命,说什么慈禧太后在本世纪初推行了“新政”,又搞了“立宪”,如果孙中山不闹革命,照这样慢慢进行下去,不仅军阀混战等局面不会出现,而且中国可以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不是昏庸腐败、卖国投降的清政府而是辛亥革命“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他们拿出的所谓论据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导致了中国的军阀混战;而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照此说法,辛亥革命搞错了,推翻清王朝不但没有“功劳”,反而成其为“罪过”。


对这种否定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必须予以回答。这里,他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清王朝应不应该推翻?二是军阀混战是不是辛亥革命所导致?


众所周知,清王朝的垮台,从根本上说,是由腐败透顶的封建统治本身造成的。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打倒它,中国就不能前进。可是,否定辛亥革命论者却认为:只要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进行下去,中国就可以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果真是如此吗?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和“立宪”是什么。


首先,清政府颁布“新政”和“立宪”,并不是为了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稍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是别人,正是西太后扼杀了所谓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时过不久,一贯反对变法、仇恨变法的西太后为什么要高喊变法,赞同立宪呢?她果真是为国家的富强、民生的转机着想吗?绝对不是。


中国历史走到20世纪初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动荡,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大肆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和渗透,而清政府则竭尽全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容忍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从1901年到1911年,中国铁路交通、航海贸易、财政金融、工矿企业,几乎全部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她之所以忽而要高唱变法的调子,打出立宪的旗号,完全是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和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如当时任清廷商务大臣的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就曾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者表示:“敝国现议力行新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这话明白地道出了清政府颁行“新政”的实质。


再看看宣布“预备立宪”是怎么回事。如慈禧派出的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员大臣从外国考察宪政回来向清廷密奏:立宪之利最重要者有三: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并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可宽立年限。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清政府不过是把立宪当作巩固皇位、缓和国内外矛盾、抵消革命党影响的一种手段。表面上宣布立宪,实际上是借预备二字来敷衍拖延,以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显然,把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寄托于慈禧的“新政”和“立宪”,对那时代的人来说,也只能是一种幻想,何况现在!


其次,从清政府实施“新政”和“立宪”的举措来看,它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1901年,清政府在宣布“变法”时,慈禧为了取悦于帝国主义,首先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并且“班列六部之前”。又依照外国人的要求,规定保护外国在华筑路、开矿等投资。至于改革军制、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新政”措施的经费,都要以加重旧捐税或增添新捐税来充当。因此,清末“新政”,就其实施结果而言,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点缀,远不足以使社会各阶级、阶层感到国家有了新的气象,国家的命运能有所改变。


从“立宪”的举措来看,1906年7月,慈禧在她发布的“预备立宪”的“上谕”中规定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改公诸舆论”的基调。所谓“大权统于朝廷”,就是封建专制制度不能触动;所谓“庶改公诸舆论”,就是在封建秩序范围内,恩赐人民一些“言论权”。具体体现在三件事上,一是改革官制,只是变更某些部门名称,裁并一些衙门,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收归中央。二是编制宪政条文,即拿出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万世一系”,皇帝权力“不可侵犯”。三是各省设咨议局和中央设资政院,对这些带有议会性质的机构,清政府尽力拖延并采取控制手段。可见,清政府的任何一件变革举措,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就连那些心存幻想,企图用请愿方式参与政权的立宪派、汉族官僚、“新军”头领,也因1911年5月清廷成立皇族内阁而对朝廷严重不满。可以说,这时的清朝亲贵统治集团已完全孤立,清王朝的倾覆已不可避免。即使没有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也是命中注定了的。


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无疑它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推动和实现社会进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非但不是延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相反,它倒是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为什么也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的富强的道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从1912年袁世凯窃国起,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黑暗的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持否定辛亥革命论者据此认为,这种军阀混战局面是由辛亥革命所导致的。这种说法也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首先,军阀混战是军阀的封建本性所决定的。须知军阀的存在是以原清军的派系为基础的;派系的形成又是以一派一伙的私利为基础的。军阀都拥有一支靠封建依附关系维系的军队,控制着一定的地盘,并在自己的地盘内按各自的利益各行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军阀为自己的私利和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横征暴敛,残酷地压榨人民。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军阀以金钱、地盘、官阶来收买小军阀;小军阀则依附于大军阀来助纣为虐。这样,派系首领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控制中央政权。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便是发动战争,抢夺地盘,控制资源。于是,战争跟军阀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一部军阀割据的历史,同时就是一部军阀混战史。


其次,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中国殖民地的反映。近代中国的军阀势力最早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些地方督抚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兵权、财权和任命官员的行政权力,因此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军阀。洋务运动的开展,使湘、淮军阀和部分地方督抚的势力更加膨胀,清政府实际上已面临内轻外重的局面。1901年以后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含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意图,但其已力不从心。民国初年各地的“督军”,几乎可以当作军阀的代名词。在全国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众多军阀中,要数袁世凯的势力最大。袁世凯上台后,特别是在扑灭南方各省“二次革命”战火后,依靠帝国主义“善后大借款”的支撑,挟持强大的军力,实现了全国表面的统一。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便根据各自的势力范围,分别支持一派或几派军阀,作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的军事工具。这样,就使得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此,北洋军阀发生了分裂,他们在主子们的支持下,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连年不断地混战。可以说,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的历史现象,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显然,把军阀混战归咎于辛亥革命的这种“历史新论”,是完全错误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是辛亥革命,而恰恰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后来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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