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蒋中正对日德意三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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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1937年的七七事变始终有两个疑问:


一,七七事变不是从国境上开打的,而是在华北腹地,由日本华北驻屯军挑起,为什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还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华北有驻军?

二,七七事变:为什么在中国华北腹地的日军以不足八千人的兵力挑起战争,不但没被歼灭,反而能一战成功?

昨日,在七七事变纪念日,看到网上一篇《蒋中正---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有人称之为《庐山抗战宣言》,才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是在1937年7月17日,七七事变爆发十日后蒋中正发表的演说,演说全文如下,括号中的内容是本人的看法: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本段开始,自称弱国所以“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后半段提到抗战,但前提是“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九一八”“七七”不是“最后关头”吗?不是!下段蒋先生告诉你什么是“最后关头”)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付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续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本段,在七七事变十天后,蒋先生终于认定“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在“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后,疾呼“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那么这时是否可以“牺牲到底”呢?不可以,蒋先生明确说明“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下一段还告诉你“万一”,所以现在不是“最后关头”)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在“九一八事变”六年后,在“七七事变”十天后,这位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还在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而后又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本段,在之前已经认定日本“处心积虑”之后,再一次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军队的行动,乞求日本的和平)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到最后,蒋先生还要说明“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先生的畏战之心昭然若揭。至于到“如果战端一开”后面的狠话就是一些废话,一个一心求和者,提什么“如果战端一开”只能是笑谈了。)

(全文通篇没有提及在“七七事变”中英勇抗击日寇的军民,明确的告诉中国军民现在不到“最后关头”。在东北失陷6年后,日本再次“处心积虑”侵略华北之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还认为不到“牺牲到底”的时候,还在乞求日本政府能够和平解决问题,那么,我最初的两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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