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府的战略指导略评-(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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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或者说一般的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1]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怎么可能产生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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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或者说一般的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1]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怎么可能产生抗战的战略构想?那一时期国民党对日本的根本方针其实就是忍让妥协。虽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不断抵抗”、“长期的抗战”之类的话,但把这些泛泛之言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1935年,日本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要求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八一宣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军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到四川,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时国民党才“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2]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当时蒋介石设想的对日政策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3]至于如何达到持久战的目的,则尚无明确的设想。

1936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将作战指导要领写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4]这是第一次将持久战写入国防作战计划。但很显然,这个计划中的持久战还不是战略方针,仅是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依托多道阵地进行逐次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后1个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国防会议,经研究、讨论,最后决议“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至此,持久战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在8月20日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多仍侧重于战术运用方面。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就说:“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威赫,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第二到第五战术是“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5]9月1日,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时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要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需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整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他还说:“我们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不仅苏俄要参加,他现在还在运用他的外交,使各国都不能旁观。”[6]可以看出,蒋介石这时还存在着完全依赖国际力量迅速结束战争的幻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之后,蒋介石等才认识到“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但他对战争的长期性依然估计不足,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7]

南京陷落,陶德曼调停失败,特别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后,蒋介石等方认真考虑持久抗战的问题。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说:“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8]蒋介石向与会代表进一步阐述这一战略说:“运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9]他说的“有利之机势”,仍然主要为依靠国际力量打败日本。如1938年1月,他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官长军事会议上说:抗战以来“许多国家在加紧准备,要来消灭日本。”“虽然与他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未到。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机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的加以打击。”“一旦时机到来,他就要失败;他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成功。”[10]

徐州会战结束后,德国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日本又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各国的军舰、商船撤离芜湖至湖口间的长江江面,而英、美等国虽对两大阵营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无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侵略行为的表示,这就促使蒋介石等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8月13日,蒋介石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讲演中公开宣布:“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11]众所周知,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所谓全局,则包括空间、时间两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又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总方针,是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不仅要能指导当前阶段的战争,而且还必须能指导尔后阶段的战争。综观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到此时为止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

当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在大亚湾突然登陆时,蒋介石认为“我军战略政略皆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曾分别向高级将领征求今后对战争指导的意见。如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报说:“倭寇在粤登陆,战局又进一步,对于以后外交军事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吾兄荩筹硕画,必有所见,请详告是荷。”[12]经过对一年半抗战实践的总结,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现在“已经完成战略上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后“第二期的抗战”则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13]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

而1938年5~6月徐州会战时期,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他的《论持久战》。该文也已通过周恩来等传至国民党许多高层将领手中。文中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提出持久战总方针,以及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对近一年全面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1946年10月总结抗日战略总方针决策的根据时说:“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并进一步阐述:“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陆、海空军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在第一期,以空间换时间,俾增强战力;在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以便积小胜为大胜。”[14]

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8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将持久抗战规定为两个阶段,实质上“持久”中仍含有“速胜论”的思想。

蒋介石把卢沟桥事变至武汉退军、岳州失陷间的抗战定为第一期,实施的是“防御的战略”;把以后的抗战定为第二期,第二期应实施“转守为攻的战略”。湘北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认为“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15]“从今以后,敌我两军真是到了短兵相接决战的阶段”。[16]

认为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其间不存在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它不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等从主观愿望出发分析形势,过分夸大了日军的困难,将战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不适当的情况判断的基础上。这时日军虽然已无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但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仍处于优势地位。其武器装备及战斗素质仍远强于中国军队。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相反的变化,“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17]武汉退军、岳州失陷时,中国还没有达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毛泽东曾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论:“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18]

事实也证明了两阶段论的错误:1939年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说:“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且以在我国境,战区延扩过广,兵力不敷分配,仅占若干交通点线,犹复处处有被我军突袭之虞”,“侵华军事,日暮途远,进退维谷”,“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19]4、8、9月分别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攻势,但因日军先期发动进攻,且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与能力均感不足,所以皆未能实施,当然谈不到反攻的战果。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攻的日军又被迫退回,国民党军事当局遂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20]遂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11月19日,蒋介石亲自向各战区下达作战任务及进攻开始日期,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及鲁苏、冀察战区各自向当面日军进攻,并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进袭瑞昌、九江之敌”等。[21]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的确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有些战役还获得了较好的战果,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在冬季攻势总评中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等。[22]蒋介石承认冬季攻势失败,但把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下级将领的作战指导方面,没有认识到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他说:“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炮兵的威力”和不会“活用兵力”等,[23]因而规定:“以后凡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对于战术、战略的思想,应完全转变过来:从前是被动的,现在要主动;从前是消极的防御,今后要积极的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是要节节进攻。”[24]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下期攻势,我们各战区不仅要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而且要能进攻或威胁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25]

1940年4~6月间,德军扩大侵略,席卷北欧,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侵华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均极严峻。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为保卫重庆,制订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及《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实行“破路清野”,以“阻敌西进”。其时当然谈不到进攻“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了。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无情的战争实践后,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既定战略决策不切实际。1941年10月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他已不再讲战略上的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不再讲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进攻或威胁敌人的重要根据地等话,而是恢复第一阶段的调子,强调持久防御。他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随时捕捉战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紧要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讲,就是要延长时间,而不一定要去争取不能争的空间、地点。”[26]他对这一期间战役的评价较为实事求是。例如他说:“我们南宁、福州与此次长沙之收复,乃是敌军无力固守,而不是我军实力克复的。这并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27]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蒋介石又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并进而准备令各战区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军令部曾制订过1942年夏季、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及1944年总反攻计划,企图“夺回宜昌”、“会师武汉”,但均无力实施,仅停留在书面上。

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他说:“我们的抗战(从第二期开始),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28]但对正面战场而言,他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外总的形势已具备了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条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也已开始考虑并制订配合盟军实施战略反攻的计划,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还没有真正达到与日军“优劣相反的地位”,还没有向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战斗力。蒋介石讲话后仅两个月,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中,正面战场即遭到惨痛的失败,损失50余万军队及约4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沦丧了大片国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对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分阶段问题作了事后的总结。他说:“持久消耗战略”的“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但至1945年“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时),而敌即于八月七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29]

第二个问题是: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

为了抵挡日军突然发动的进攻,制止其长驱直入,争取时间稳住战局,以保障军队实施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于战争初期,在一定时间、空间里实施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重要战略据点、交通枢纽等地进行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不宜于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军的火力强度——不论远射火力还是近射火力,以及其杀伤力、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固定地域内的阵地上,必然陷于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之下;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远射火力,日军在我步兵轻武器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只能被动挨打;当日军接近至阵地火网之时,工事已多被破坏,人员已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工事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阵地防御优点就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导致杀伤日军较少而自身伤亡过大。更何况中国土地广大,日军可以回避阵地设施迂回进攻。如果加大防御正面,则势必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更易于被日军突破。同时,阵地防御战虽能消耗一部敌人,但难以歼灭敌人,难于达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目的。所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平衡,或至优劣相反的地位时,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战)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中为了达到辅助目的实施局部的阵地战。至于为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日军和争取时间目的而采取的半阵地战性质的运动防御(亦称“机动防御”),则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和多数高级将领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所形成的防御理论[30],囿于已成定势的军事思想,对持久消耗战略的理解和实施,都是企图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讲到当时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情况时就曾说:“到今年十二月为止,(后方部队)可以陆续增援不断,来稳固原定的阵线,达到持久战的目的。”[31]以后多次讲话都强调作战时要“固守阵地,屹立不动”,“持久不退,消耗敌力”;[32]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33]“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要以精神胜过物质,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道阵地失了,还有第二道阵地可以抵抗;第二道阵地再失掉了,还要在第三、第四道阵地抵抗……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必可长久维持,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34]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各次战役,除李宗仁指挥的徐州会战前期的台儿庄作战等采取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作战外,其他战役全是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当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战术的速决战达成战略持久战”的话。如1940年3月7日,在参谋长会议的第二次训话中说:“现在我可决定一个新原则,就是抗战的战争中,在战略上是要持久坚韧,而在战术上是要速战速决。这是我们抗战战术惟一要诀。”3月9日上午,他又说:“我们所谓持久抗战,乃是从战略上而言。至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速战速决。”当天下午再一次强调:“持久抗战,乃战略方针,而速战速决,是战术原则。”[35]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已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要求部属转变战略战术,“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当转守为攻并未能转败为胜,且又因政治原因对抗战转为消极时,他很快又恢复为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作题为“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对与会将领说:“我们的抗战……最高的方略……就是要用持久战。不仅在整个战争上,我们的抵抗要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直打到他在各方面都消耗欲竭、困陷穷途,然后一举来歼灭他。就是在每一次战役,甚至于在每一个战斗上,我们的战法,都要沉着坚定,延长时间,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总要用持久战的原则。”[36]事实上从1939年发动冬季攻势直至日本投降,虽然正面战场上各次战役在战术运用上较第一阶段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仍然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人员伤亡过多,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

这里所说的“积极”与“消极”,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不是指政治上的抗战,也不是指战役上的作战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实施的作战全部是消极防御,蒋介石自己已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40年2月,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说:“从前(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是消极防御”,“无论武汉、徐州、南京、上海、南口、晋北等次的会战……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消极的防御。”[37]其实,不仅战略防御阶段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而且从武汉失守一直到1945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时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的整个战略相持阶段(除了因形势判断有误,在速胜论思想促使下发动的1939年冬季攻势外),在战略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防御。

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逐渐有所改善;经过补充,兵力有所增多(正面战场兵力约300万);经过轮训,不少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有所提高。而这时的在华日军,不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逐渐下降,而且多数时期兵力也有所减少(正面战场兵力约30余万),后来连制空权也从日军手中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根据这种情况,按照一般道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应当主动积极地集结和机动兵力,造成局部优势,以正规军和游击军不断地、广泛地发动局部歼灭战的战役和战斗,以增大、加速日军的消耗,转变优劣对比的形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也确实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训示部属要寻敌人“薄弱空虚之点”,“乘虚抵隙,断然攻击”,“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为全部的胜利”[38]等等。但由于总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主要决策者们的反共思想日益抬头,抗战意志日趋消极,虽然表面上号召部队“趁此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到处乘虚进攻”,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了解蒋介石等保守实力、准备将来的想法。何况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自1941年以来从未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连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高级将领们当然心领神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执行蒋介石的表面文章了。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39]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40]事实上除1939年冬季攻势外,其余所有战役都是在日军发动局部、短暂性的有限攻势战役时,方被动地应战、抗击;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有时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41]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队则无力或根本就不积极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桂南会战中对南宁,枣宜会战中对宜昌,浙赣会战中对金华、兰溪等就是例子。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长沙作 战,以第35师团强渡黄河、占领郑州,后来撤至中牟留驻;特别是建立霸王城(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后仅留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而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却没有实施反攻将其收复,汤恩伯的所谓精锐兵团竟与之长期地和平对峙。事实说明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条消极防御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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