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联蒙灭金”政策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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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quuott]5IUz7pcsEt4SfKXoLoWgqg%3d%3d[/quuott] 别不懂装X好吗? 北宋历代明君,最后两个是昏君不假。 但是南宋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知道可以虚心学习,请教懂的人教你,别自作聪明。 《南宋联蒙灭金政策的达成》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随着金都的南迁,蒙古势力也日益向南逼进。南宋人在对金竟然以北宋旧都为都城标表示极大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担心金都南迁将给南宋造成诸多麻烦,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的蒙古会给南宋以更大的威胁。权工部侍郎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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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懂装X好吗?


北宋历代明君,最后两个是昏君不假。

但是南宋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知道可以虚心学习,请教懂的人教你,别自作聪明。


《南宋联蒙灭金政策的达成》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随着金都的南迁,蒙古势力也日益向南逼进。南宋人在对金竟然以北宋旧都为都城标表示极大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担心金都南迁将给南宋造成诸多麻烦,另一方面,又担心新兴的蒙古会给南宋以更大的威胁。权工部侍郎徐应龙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真德秀也明确指出,如果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不过,新兴蒙古政权固然可虑,但距离毕竟还远,此时南宋政府面对的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在金为蒙古攻迫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


自嘉定四年(1211)金都被蒙古军包围,宋、金使节不通,南宋岁币便未能输金。金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督索积年岁币。真德秀等人要求断绝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输金岁币用于加强国防,振奋民气。如果 “彼求我与,一切如初”,对于亡在旦夕的金朝仍然 “奉之唯谨”,这无异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将被新兴强敌所轻视。更有人认为“岁币之数,不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战功。自今以往,边防于此取办,国威由此复振。”


以乔行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谴使予币,可使为吾捍御”。程珌也认为:金虽内乱,灾害不断,外受蒙古攻迫,但国未大乱,上下严密,虚实难测,不可视为垂尽之敌。


南宋争论双方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即都承认蒙古对宋的潜在威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采何种策略于宋有利。要求断交绝币者的主要观点是:金人衰微,已不足以抵御蒙古的进攻,其亡必然,如果再遣使予币,将为新兴强敌所轻视,所以,应当将岁币用于加强国防,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应付时局的变化。而主张遣使予币者的观点是:助金以为抵御蒙古的屏障,于宋有利。


当时的蒙古,由于西征南侵东讨的节节胜利,军事力量空前高涨,尽管当时南宋朝野都非常明白如果金朝能够多支撑些时间,于宋自然是有利的,如真德秀也认为:如果金能多存在一些日子,南宋可乘时修备,这是求之不得的,但以他为代表的这部分南宋大臣同时也认为金的国势已危如累卵,无能力支撑下去了,“彼方奔窜不暇,何捍御之足言?”认为想靠金作屏蔽以图安全,无异于“以朽壤为垣而望其能障盗贼也”。事实证明:真德秀等人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夸大了金朝内外危机的程度,低估了金的力量。事实上,金南迁以后仍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因此,宋如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于宋应是有利的,但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则使宋金和解,联盟抗蒙的可能化为泡影,也使南宋政权内部主张扶金屏宋的观点遭受严重的挫折。


当时的南宋权相史弥远支持“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认为“(乔)行简之虑甚深,欲予币”。但当时“朝绅三学主真(德秀)议甚多”,最后只得采纳了程珌、汪纲削减岁币如隆兴之数的建议,于金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


到了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国”,授木华黎以经略汉地之权,继续攻金,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乘蒙古退师之后,肆冲突以示余勇”。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


金的这次大举南掠,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南迁以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都南迁的第二年(1215),金贪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南伐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到了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国”,授木华黎以经略汉地之权,继续攻金,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乘蒙古退师之后,肆冲突以示余勇”。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


金的这次大举南掠,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夺财物。史载金南迁以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早在金都南迁的第二年(1215),金贪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金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南伐的目的是“广疆土”。《金史.食货志》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其淮南之储”。


当金军南掠之初,南宋有人主张将积蓄了几年的岁币交给金朝,以杜绝战祸。此议一出,立即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所谓“堂堂大朝,卑辞厚礼,谨奉垂亡之国,自示削弱,谁不侮之”。金兴师大举攻宋后,史弥远曾连续写了三封信给主管淮东安抚司公事崔与之,指示他与金军议和,但是由于崔与之等边臣积极备战抗敌,致使“金人深入无功,而和议亦侵”。


正是金的南掠政策,排除了金、宋和解及联合抗蒙的可能,打破了宋廷中企图藉金为屏障者对金所存的幻想,使南宋关于对金政策的争论停止下来。此后南宋为了自身的存亡,遂抛弃了蒙古大举攻金以后闭守观望的对北政策,不仅坚决抗击金军南下,而且公开招纳有相当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并与蒙古交往以减轻金军对自己的压力。后来成为忽必烈著名谋臣的赫经曾作诗云“不问朔漠攻蕲黄,败盟要利增仇敌” ,讥讽金宣宗伐宋的做法。尽管在金对南宋开战后,不断有金朝大臣如张行信、许谷、杨云翼等上书力劝停止攻宋,使金免致徒耗实力,腹背受敌。但金宣宗自恃“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对停止南掠的建议均未采纳,使得这场战争直到金宣宗驾崩,金哀宗即位后的嘉定十七年(1224)才结束。


金朝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金“取偿于宋”的目的不仅未能达到,反而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金入淮南之初,“宋人坚壁不出,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抗蒙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勇将黄掴阿鲁答被宋俘获;时全大败淮上,“一军全没”。史称“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尽丧”。而当金朝“枢府武骑尽于南”的同时,其在河朔地区却只通过“九公封建”,封赏了一批附金豪强,“冀赖其力复所失地”。由于九公本身实力不足,且互不统属,内斗不已,因此根本无力抵挡木华黎率领的蒙古铁骑及附蒙武装的冲击。晋阳公郭文振多次请求金廷遣大员置行省于河朔,节制诸公府,并请枢密院派兵增援。但已陷入攻宋战争中的金朝无法给“九公”以实际支持,只能以赐姓、赐号、赐诏、封爵来换取“九公”的效忠。因此,虽然在成吉思汗统帅蒙古军主力西征以后,金朝的实力远远超过木华黎,却坐视河朔抗蒙豪强在蒙古的恩威兼施下或灭或降。在宋金停战之前,金朝在河朔的势力就已基本被肃清。


三、宋蒙的早期接触


与金两面为敌的做法相反,成吉思汗知道宋、金之间长期对立,矛盾很深,因而早在他大举攻金之初,就打算利用两者间的矛盾,联宋攻金。


嘉定六年(1213)秋,蒙古兵分三道深入金境,成吉思汗本人率中路军攻打金河北、山东诸州县。当年冬,中路军南进至济南时,成吉思汗即遣使臣主卜罕至淮河一线宋境打通联系,企图以将北宋河南故地归还宋朝为条件,争取南宋联兵攻金。主卜罕一行人于嘉定七年(1214)农历正月初九到达濠州,却被奉行谨边自守政策的南宋濠州守臣应纯之派人“捕送”至金朝之泗州。


虽然初次通使未获成功,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放弃与宋联兵的计划。宋、金开战后的嘉定十一年(1218),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再遣使臣葛葛不罕前往南宋通好。此时南宋为了利用蒙古牵制金朝以减轻金军对南宋的压力,也有了与蒙古接触的愿望。就在葛葛不罕使宋的次年(1219),宋臣杜叔高“献策北通鞑靼”,主张与蒙古携手夹击金朝。尽管这时宋廷中仍有不少人引“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反对与蒙古结盟,但面对金大举南攻的现实,宋宁宗最终决定派遣使臣与蒙古联系。嘉定十三年(1220)春,南宋淮东帅贾涉奉朝廷旨意,派遣赵珙、苟梦玉北上打通与蒙古的联系。


其中赵珙一行“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会见了被授以经略汉地之权的蒙古驻汉地的最高军政首脑太师国王木华黎。由于成吉思汗西征带走了蒙古军主力,木华黎仅分得二万余骑,加上各民族新附军,总数也不过十万骑,要彻底打垮金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与宋联兵攻金,既是成吉思汗的一贯政策,也是现实需要,因此,赵珙等人在木华黎处受到了热情的款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另一员宋使苟梦玉则经过长途跋涉,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夏四月到达西域铁门关,在那里见到成吉思汗。此后,苟氏又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再次使蒙。苟氏的这两次出使,与蒙古方面讨论的中心议题都是联合攻金的问题。南宋zhengfu有鉴于宣和联金灭辽以失中原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与蒙古达成夹攻之类的协议。


不仅如此,在苟梦玉第二次出使之后,宋蒙双方关系很快趋于冷淡,南宋不但不再向蒙古遣使,还拒绝蒙使至临安,并最终中断了联系。绍定五年(1232)年南宋邹伸之出使蒙古时解释交往中断的原因是“山东为李全所据,河南又被残金所隔”。这自然是一种托辞。



四、宋蒙关系的转冷和“丁亥之变”


赵珙还在木华黎营寨时,蒙古大将扑鹿花曾赠还北宋旧物宋哲宗玉玺。赵珙将其带回南宋,并于嘉定十四年(1221)七月由淮东制置司送呈朝廷。扑鹿花原本的意图是希望能唤起南宋对蒙古的好感和对金朝的仇恨,但是正当宋廷为获玉玺而大行奖赏时,淮东帅贾涉却上书史弥远,谓:“昔之患不过亡金,今之患又有山东忠义与北边(指蒙古),宜亟图之。” 充分体现了南宋朝野对蒙古势力的戒备心理。


蒙古之联宋攻金,并非真心示好于宋,而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这一点,南宋有识之士很早便意识到了。早在蒙古攻金之初,真德秀就预见到蒙古可能重施金人故伎,邀宋结盟。嘉定四年(1211)和嘉定七年(1214),真德秀两次向宋宁宗进言,提醒他记取“宣和结约”的历史教训,防范蒙古邀宋结盟的企图。嘉定九年(1216),真德秀在给宁宗的奏疏中更明确指出“鞑靼之在今日,无异昔者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吾为邻,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从之则要索亡厌,岂能满其溪壑之欲;不从则彼得藉口以开衅端。黜虏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豫图所以应之也。”


尽管蒙古从开始就采取了主动接近南宋的态度,但宋人从蒙古攻金之战中看到了蒙古的力量,更鉴于历史教训,对蒙古的潜在威胁普遍有较清醒的认识,“自江淮以来,闻之道路,则重以鞑人为忧”。因此南宋与蒙古交往的目的在于以蒙制金,而不是助蒙攻金。一旦以蒙制金的必要性消减,南宋就会中断这种互相利用的使聘交往。


嘉定十七年(1224),金朝新君哀宗着手改善宋金关系,“敛戍息民,招携弃怨”,几次遣使与宋释愿讲和,公开宣布“更不南伐”,并“屡赦边将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如信之,遂有继好之意”。宋金关系的缓和,使南宋以蒙制金的实际价值大跌。而与此同时,蒙古却在毫不迟疑地招诱南宋叛亡,打击南宋控制下的中原忠义武装。就在宋蒙使聘频繁的嘉定十四、十五年(1221、1222),蒙古招纳了宋涟水忠义军统辖石珪和京东安抚使张林,木华黎又遣蒙古不花越过牛头关,“循宋凤州而还”,其后更擒斩了彭义斌,迫降李全。宋蒙关系的恶化,也使得以金屏宋的意义倍增。这样,南宋最终中断了与蒙古的使聘交往。


对于南宋态度的转变,蒙古人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宝庆三年(1227),蒙古在用兵西夏、经略关中的同时,“遣两金牌至蜀,大书伪号于牌上,自谓为天所锡,附以幅纸几百有余言,……只欲吾投拜,否则撕杀耳”,“总其大略,蔽以一言,盖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国中尽行投拜也”,试图以武力胁迫南宋臣服蒙古。这年二月八日,蒙古遣兵打着灭金、夏的旗号,攻打南宋利州路关外五州及其所属关寨城堡。宋军在确认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确系蒙古军后,受制于不得擅启边衅的命令,不敢与战,坐视蒙古军攻下阶州,包围西和州,之后蒙古军在进攻阶州将利县时前锋稍稍退却,驻守仙人关的南宋沔州都统程信误以为前方获胜,又急于解西和之围,遂轻率出击,被蒙古军大败于兰皋,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皆战死。蜀帅郑损在得到败报后大骇,不顾利州戎帅赵彦呐的反对,轻率的作出了放弃关外五州,退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五州之中,当时只有阶州被蒙古军攻破,西和州、成州、天水军都在坚守,凤州本未遭敌,只因郑损的错误命令,成州、天水军弃守,境内惨遭蹂躏,凤州因坚壁清野,遂委焚荡,其祸惨酷。唯独西和州在利州副都统何进的坚守下,一直坚持到三月底蒙古军“以天气炎热,铁木真死而退”。这便是震惊南宋朝野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后,南宋荆湖南路转运使赵汝挡“欲存金以藩鞑”,与在之前的宋金战争中俘虏的金朝勇将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淮东宋将赵范、赵葵更与金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于防蒙的目的而约为夹攻。反对和蒙成为南宋的社会公论。



五、假道灭金


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病逝,生前留下了假道宋境灭金的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邃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


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未归时,蒙古就有绕道宋境以攻金的设想。当时金朝宣徽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北中大臣有以舆地图指示之曰:……‘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但由于木华黎兵力有限,此时无力发起对金的全面进攻,所以这个设想也就不了了之。


成吉思汗死后,由于“丁亥之变”导致宋蒙关系严重恶化,更由于南宋本就存在以金屏宋的设想,其遗言中“宋金世仇,必能许我”的乐观估计成为梦幻。因此,窝阔台在绍定二年(1229)八月即位后对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依然选择正面强攻潼关-黄河防线。但是,蒙古的进攻非常不顺利:绍定三年(1230)正月,金军大败蒙古军于大昌原,解庆阳围;八月,史天泽率军攻黄河北岸重镇旧卫州城,以为度过黄河的突破口,被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击退;接着,窝阔台亲统大军强攻潼关,“数月不克”;次年正月,骁将速不台欲从潼关西南山区攻入河南,又被完颜陈和尚堵回。


数次破关入豫的失败,使得蒙古陷入“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境地。这样,假道南宋的方案又被重新提出。绍定三年(1230),蒙古遣李邦瑞使宋,但南宋拒绝其入境。次年(1231)二月,李邦瑞再次奉旨使宋,宋廷出于避免蒙古借机寻衅的考虑,接纳李邦瑞,恢复了宋蒙间的使聘往来,但对于李邦瑞提出的蒙古军“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的要求,则以不通融的态度加以拒绝。


但是此时,南宋对于蒙古假道的要求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六、辛卯之变


李邦瑞第二次使宋的当年三月,蒙古军在攻克金朝陕西重镇凤翔后便大举进攻南宋四川地区,试图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由于新任蜀帅桂如渊错误的认为蒙古军会按照“丁亥之变”的行军路线,西走吐蕃境内攻宋,遂将重兵布置于西面的七方关,而“为东边之要”的马岭仅布置了忠义一千四百人屯守,使得从东道攻宋的数万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克凤州,五月六日进至三关之一的武休关。蒙古军以轻师佯攻武休关,主力则在武休关的东面分为两路,一路经华阳关前往洋州,一路从阳明、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趋兴元府。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闻蒙古出现在自己的后方,仓皇溃退,导致本就无兵可用的兴元府成为孤城。利州戎帅、知兴元府郭正孙被迫带数十万民众向米仓山方向撤退。五月八日郭正孙一行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他于次日力战殉国,随行民众亦惨遭屠戮,兴元府失陷。洋州方向,由于洋州位居平地,无兵可守,桂如渊在凤州失陷后急调金州都统司军队前往驻守。由于当时大批难民从兴元、洋州方向涌向金州,使得宋军未能及时抵达。知洋州高稼被迫退往黄金渡,洋州亦告失陷。高稼在到达黄金渡后,积极收拢溃军,招募忠义民兵,于六月收复兴元等处失地。


就在蒙古大举攻宋的五月,窝阔台在官山九十九泉召集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方略。会上,拖雷转述了当年二月蒙古军攻克凤翔时降人李昌国所献之计:“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被窝阔台采纳。会上,蒙古正式确定了假道宋境灭金的具体布置:窝阔台自将中军,由白坡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斡陈那颜率左路军由济南西下;而拖雷所将之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河,假道南宋四川境内沿汉水而下,进入河南。三路大军约定于次年(1232)春会师汴梁,消灭金朝。


由于之前李邦瑞的出使已经表明宋朝不会同意蒙古军假道,因此,实行武力假道,便成为上述计划能够实现的唯一选择。所以在最高统治集团决定了假道攻金的战略布置以后,蒙古便发起了对南宋的新一轮大规模进攻。七月间蒙古军攻克同庆府(成州)、天水军,知同庆府李冲战死;八月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以惨重的伤亡攻克西和州、仙人关,知西和州陈寅、西和通判贾子坤、摧锋军统领杨锐殉国;十月又攻克七方关。加上之前武休关、阶州、凤州已经被攻破,至此,自吴玠仙人关大捷以来南宋在蜀口经营百年的三关五州防线土崩瓦解。


十月十七日,蒙古使臣速不罕拥军至青野原,正式向宋提出假道要求。南宋守将张宣让部将冯择伪降,诱杀速不罕。蜀口各处军民在得到消息后亦“烧绝栈道”,以示不允许蒙古军过境的决心。拖雷在得到速不罕的死讯后,如同历史上的其它侵略者一样,忘了正是自己败盟攻宋在先,怒曰“彼昔潜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以此为借口,分兵大举入宋,实行武力假道,并肆行抄掠。


十月二十日蒙古军攻陷沔州,沔州都统、权知州杨起、沔州通判王友仲战死。之后,蒙古军兵分两路。西路由沔州南下,十月二十四日攻大安军,驻守大安的宋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丁亥之变”时坚守西和州的利州副都统何进及麾下统制官全部殉国。蒙古军撤屋为筏,沿嘉陵江“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打到四川腹地方才北返,与东路军会合后东进金州。东路军则从沔州出发后,向坐镇利州的南宋蜀帅桂如渊以“师压君境,誓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的强硬口吻再次提出假道南郑,由洋州、金州达河南唐州、邓州,会师灭金的要求。桂如渊一面火速向朝廷请援,一面却不组织有效抵抗,而是和利州漕臣安癸仲等人轻车逃往川东合州,导致川北残存宋军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直致宋廷于十月二十六日任命的新任蜀帅,原知遂宁府李真到任。


宋廷得到桂如渊的败报后,急令京湖帅陈赅派兵前往增援,但陈赅认为蜀口防线固若金汤,侵入四川的只是从小道渗入的少数蒙古游骑,所以只派宋春带三千军队前往金州协防。十一月二五日,蒙古军在摆脱川北宋军残部的纠缠以后,经饶凤关直扑金州,击败当地驻军,接着接着沿汉水东下,进入京湖边面。陈赅闻讯后急调孟珙前往拦截蒙古军,但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五日,拖雷全军在光化军地界渡过汉水,进入金朝境内。此后蒙古军在钧州三峰山大败金军主力,金军精锐尽丧,主要将领大部分战死。遭此打击,金朝从此“不能国矣”。


由于123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卯年,故而蒙古武力假道事件,又称“辛卯之变”。由于一贯恃和苟安的南宋权相史弥远对蒙古的政策是企图相安无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蜀帅桂如渊作为其亲信,在蒙古军的大举进犯之初,处处忍让,唯恐得罪蒙古,甚至“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待蒙古军意图明了后,又丢下川北军民先行逃跑。尽管川陕宋军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偏将小校阵亡战没者不复以数计”,仍不免一败涂地。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 ,“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


“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南宋在四川的防务可以用一句话予以概括:“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即为阶州七方关,凤州仙人关,兴元武休关;五州即为阶州,凤州,成州(同庆府),西和州和天水军。蒙古军此次南下,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兴州(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蜀道艰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


尽管新任蜀帅李真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在宋蒙全面开战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七、窝阔台北返


绍定五年(1232)正月,窝阔台的中路军由白坡渡过黄河,抵达郑州,在与取得三峰山大捷的右路军会合后,接连攻下金朝许多州县,金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但就在金朝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已被突破,金哀宗已成囊中之物的时候,窝阔台却弃而不取,于当年三月率大军北返,仅留速不台带部分蒙古军继续攻金,从而使得金政权得以延续近两年之久。


其实,窝阔台在假道攻金的军事行动中,还有另一个目的——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


成吉思汗生前曾说:“我的儿子个个都想成为汗,想当帝王,不互相谦让。”他在临终遗嘱中,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将汗位交给窝阔台,而把主要军队和财产授予拖雷。这种割裂国家和军队的办法,不仅不能协调兄弟间的矛盾,只会使斗争更加残酷。其结果,要么是窝阔台除掉拖雷,收回兵权;要么是拖雷废掉窝阔台,取得汗位。而“假道灭金”对窝阔台来说,正可谓一石二鸟之计:既可假金人之手除掉拖雷,又可利用拖雷与金军撕杀之机突破潼关-黄河防线。


早在官山会议上,当拖雷转述李昌国的计策时曾说此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等到拖雷把假道之计和盘托出以后,窝阔台大喜,立即当众宣布拖雷之计。结果让金朝很早就确切知道蒙古要实施假道。为此,金朝经过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率完颜陈和尚、武仙、张惠、高英、樊泽、杨沃衍等部精锐十余万驻屯邓州以待蒙古军离开宋境。由于窝阔台有意暴露假道计划,金军没有如同成吉思汗想的那样“千里赴援,人马疲惫”,也没有如李昌国所言“谓我师从天而下”。拖雷所部在冲破宋军的层层拦阻,历尽艰辛抵达邓州南鄙时,等待他们的是久候多时的金朝十万精锐之师。因此在进入金境之初,“连战数月,国(金国)兵屡捷,大军不能前”。


按照蒙古高层会议制定的三路南下的计划,此次假道攻金成败的关键,在于主力部队与假道穿插部队的策应和配合。当拖雷带军假道的同时,窝阔台本应向潼关-黄河防线发起攻势,以牵制金军南下截击拖雷。但窝阔台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四个月(九月到十二月)去攻河中府,之后一个月(十二月八日到次年正月六日)按兵不动,在拖雷遣使催促下才开始南下,直到三峰山战役结束后,他才带全军抵达三峰山与拖雷会合。窝阔台拖延的结果,完全颠倒了正面主攻与侧后袭击的任务,将拖雷推向了绝境。


绍定五年(1232)正月,假道蒙古军辗转到钧州三峰山,被金兵包围数重,“ 武(仙)、高(英)前锋拥其西南,杨(沃衍)、樊(泽)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山之东”,张惠、按得木“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拖雷所部颇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由于完颜合达为刚愎自用的哀宗亲信,副帅移剌蒲阿所左右,数误战机,使得陷入重围的蒙古军等来了救命的一场大风雪,南迁近二十年,早已不耐苦寒的“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生养于塞北,“寒且益坚”,拖雷遂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使得“金事已去十九”。无怪时人耶律铸便曾感叹,蒙古能“获泽阳之美”乃“是日雪所作也”,赫经亦在《三峰行》中慨叹“六合乾坤一片雪”。


三峰山之战的结果是窝阔台始料未及的,也是他绝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此时灭掉金朝,论功劳拖雷当居第一。有鉴于此,为了防止拖雷功高盖己,窝阔台才不等攻下汴梁,便令拖雷随己北返,并在北返途中装神弄鬼,毒死了拖雷。


八、蒙古邀宋攻金与南宋出师和蒙


窝阔台带大军北返以后,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猛攻汴梁十六昼夜不克,只得暂时退军。八月,蒙军攻金中京洛阳,直到绍定六年(1233)年六月才攻下。绍定五年(1232)年四月蒙古军撤围后,汴梁粮尽,累招援兵又无人响应,金哀宗乃弃京出走,于绍定六年正月北渡黄河走河朔,被蒙古军拦击,于是又复渡河南走归德。当月,金汴梁西面元帅崔立叛乱,以汴梁降蒙古。六月,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九月,窝阔台命都元帅塔察儿率诸军包围汴梁。


由于在此期间,窝阔台始终没有增派援军,经过连番苦战,蒙古军损失不小,且已经十分疲惫,塔察尔遂有了邀宋攻金的打算。在蒙古军刚打下归德,金哀宗还在河南逃窜,尚未躲进蔡州城时,蒙古就已派使臣至襄阳,“约共攻蔡,且求兵粮,请师期”,请南宋出兵助粮。此时的京湖帅史嵩之将此事凑报朝廷,结果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助蒙灭金正可复仇雪耻,有的却认为蒙古贪婪无度,宜防后患。由于此时金军主力已经被歼,潼关-黄河防线已破,以金屏宋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所以主张出兵的观点始终占据上风。史嵩之奉宋理宗之命,于六月派邹伸之,李复礼等六人“使北朝审实”,然后再作决定。


就在这当口,女真贵族再次向人们展示了他们与天下为敌的气魄(当然,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展示这种气魄,一百多年前的那位老太太比她的先辈们走得更远)。金哀宗在逃进蔡州以后,居然再次做起了取偿于宋的春秋大梦。其实,早在他逃离汴梁时,完颜仲德就劝其以秦、巩为基础,“进取兴元,径略巴蜀”。只是之后哀宗一路被蒙古人追杀,故而无暇顾及此事。栖蔡以后,他便开始实施这个入蜀避祸的计划,乃以蜡丸诏令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期以天兴二年(即次年)九月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在河南西南部屯集兵马,“欲迎守绪(哀宗的名讳)入蜀”,“犯光化,锋剽甚”。


金人这次又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由于辛卯之变中宋军惨败,给蒙古统治者以软弱可欺的印象,使得南宋担心蒙古“有轻我之心”。而如前所述,这正是南宋自蒙古崛起之初就极力避免的。所以,此时正急于重振军威的南宋根本不会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南宋在得到边报以后,京西兵马铃辖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申二州,七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窜之路。


武仙败灭之后,金哀宗这才意识到自身严峻的处境。八月七日,他采纳了内族阿虎带的建议,诏令尚书省牒宋中书省借粮一百万石,遣阿虎带使宋争取宋援。行前,金哀宗面谕阿虎带,希望他以“唇亡齿寒”之理,说动南宋与金“连和”。但事与愿违,阿虎带使宋,为南宋所拒,因为此时南宋已经决定助蒙灭金。


促使南宋做出决定的,正是带兵破蔡的孟珙。由于对是否出兵助粮,庭议未决,史嵩之征求孟珙的意见,孟珙回答说:


“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


孟珙的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后者又通过自己为史弥远兄子的身份,说动了暮年的权相,南宋遂决定出师。


金哀宗逃迁至蔡州以后,已难逃灭亡之命运,南宋若与之“连和”,既无利可言,反可能引火烧身,使蒙古因此而迁怒于宋。无论南宋出兵与否,金之灭亡都不可避免了,南宋顺应蒙古之请,出兵粮助蒙攻金,既可洗雪多年的仇耻,使南宋朝野被压抑了一百余年的精神为之一振;又可避免蒙古借机寻衅,在对蒙古的关系上争取主动;更何况由于金人入蜀避祸的企图,宋、金之间实际已经再次开战,南宋在礼法上也无任何理亏之处。而“作观成败”只能使南宋陷于北动。就当时的南宋国力来说,避免或推迟宋蒙战争,对南宋是有利的。孟珙所言,即是在暗示南宋当时并不具备“固边自守,坐观成败”,对蒙古的威胁无所畏惧的国力,权且“出兵助粮”,以防蒙古寻衅,正是为了避免或推迟蒙古与宋的交战。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绍定六年(1233)十月,孟珙、江海领兵两万,带军粮三十万石,正式踏上攻打蔡州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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