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平辽”梦未醒 后金铁骑已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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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2008年10月28日 12:11古代战争论坛[大 中 小] [打印]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2008年10月28日 12:11古代战争论坛[大 中 小] [打印]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发生的背景情况。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1],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2]。


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3]。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4],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5]。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6]。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7],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8],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9],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10]。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11]。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12]。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朝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13]”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14]”。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15]”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17]。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19],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20]。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21]。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22]。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23]。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24]。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25]。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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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中所有日期均为传统阴历,若有兴趣转换为现代格里历的读者可参照《二十史朔闰表》等工具书自行转换,以下不赘述。

[2] 《明熹宗实录》卷51。另朝鲜人《燃藜室记述》也说有“数十万口”(卷21)。原东江将领尚可喜投金后更是称“自皮岛开镇以来……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见《天聪朝臣工奏议》)。三方记录均是如此,可知皮岛收容辽人之多。

[3] 关于明末蒙古诸部落的情况,详见日本学者和田清之《明代蒙古史论集》。

[4] 《清太宗实录》卷3。

[5] 《清太宗实录》卷2。

[6] 即从前面提议讲和的岳起鸾而言,皇太极怒其不惜代价讲和,甚至提议归还掳来的汉人,传谕众官,将其杀死。可见讲和原不是皇太极的意图,只是政治手段而已。

[7] 《清太宗实录》卷2,皇太极征讨朝鲜时说:“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可知征伐毛文龙部和征伐朝鲜,原是一个整体的战略目标。

[8] 《明熹宗实录》卷83,袁崇焕疏言:“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即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

[9] 《明熹宗实录》卷84。

[10] 同上。

[11]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明军想把城堡修过锦州一带,则必定受兵。锦州成为后金所能容忍的极限,而明军力量也再未越过大凌河。袁崇焕自己也知道,“锦州诸城一筑,又东虏之必争。”(《明熹宗实录》卷84)后来明清的两次战略决战,都是围绕着锦州一带展开的。

[12] 《满文老档》太宗朝第5册。

[13] 《明熹宗实录》卷86。

[14] 同上。

[15] 《三朝辽事实录》卷17。

[16] 同上。

[17] 同上。

[18] 《明熹宗实录》卷86。

[19] 《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

[20] 《崇祯长编》卷9。

[21] 关于各蒙古的记录,请参阅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袁森坡《明朝后期与辽东蒙古的关系》(《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郭成康《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等论著。另按和田清之考证,炒花即清人记载中之洪巴图鲁是也。

[22] 《崇祯长编》卷8。

[23] 《崇祯长编》卷11。

[24] 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的是非,相关论述实在太多,在此亦不是重点。基本史料请参阅阎崇年、余三乐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一些关键的问题,后文自有详细论述。

[25] 见《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6、1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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