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纳粹女兵:我们与苏联女兵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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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接触到一个“二战”时的德国女兵,她就是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年届8旬却仍然很健康的德国老人我见过不少,但当安捷老人为我打开房门时,她的活力和欢快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她的身材高挑,胖瘦适中,满面红光,而且长着一头棕色发亮的头发。从一见面她就在笑,多数时是礼貌的微笑,有时开一句玩笑后就大笑一阵,和她在一起,你会不自觉地变得轻松起来。她自豪地对我说:“别不相信,我从来不染发,可到现在还没有一根白头发呢。”我猜想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像火一样热情的姑娘。 落座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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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接触到一个“二战”时的德国女兵,她就是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年届8旬却仍然很健康的德国老人我见过不少,但当安捷老人为我打开房门时,她的活力和欢快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她的身材高挑,胖瘦适中,满面红光,而且长着一头棕色发亮的头发。从一见面她就在笑,多数时是礼貌的微笑,有时开一句玩笑后就大笑一阵,和她在一起,你会不自觉地变得轻松起来。她自豪地对我说:“别不相信,我从来不染发,可到现在还没有一根白头发呢。”我猜想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像火一样热情的姑娘。


落座以后,我观察了一下四周。宽敞的会客室洁净而古朴,四周的墙壁用原色的松木板装饰,地板上铺着大块的羊毛地毯,桌上摆着咖啡和饼干。老太太问我:“小伙子,可以问一下你有多大吗?”当我告诉她我这个“小伙子”是1952年出生的时候,老太太抬起右手一拍脑门一仰脸,“我的上帝,中国人的年龄简直是一个谜!”那神情就像一个活泼的孩子。


老太太告诉我,她以前在一家公司做文秘,半天工作,半天理家,直至退休。看得出来,她非常好客,很希望和别人说话,而且特别愿意讲过去。在我和查斯特洛先生谈话时,她一直坐在旁边等待发言,而且时不时地用胳膊轻轻碰着老伴问:“你讲完了吗?是不是该轮到我说了?”


等轮到她讲话时,她首先打开了一本早已准备好的老相册。这时正好他们12岁的孙子进了房间,老太太叫住他说:“瑟巴斯田,快来看看,你奶奶年轻时是什么样子。”


她出示的是一张自己当年的军人照。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3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4个孩子得银牌,生5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金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参加'一战'时刚18岁。”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高高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位于今天的波兰)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了,后来他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被调去加强野战师,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系列,在海岸高炮部队当兵,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作过3种炮兵器材:探照灯、雷达探测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身材粗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事行动。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多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兵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一个月),像我们这样的参战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散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小河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女兵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军装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战争结束后,我有一次在森林中散步,偶然地和查斯特洛先生相遇。当时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就是我的男人,我的眼光不会错的!果然,我们在1950年结婚了,而且一起生活到现在。今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很幸福的大家庭。我们有3个儿子、8个孙子、1个孙女、1个重孙子。再加上儿媳妇、孙媳妇,这个大家庭里有20多个人。


“认识我先生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那场战争是如何残酷。而且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战争结束前,面临失败的德军士兵没有一个人愿意落入俄国人手里。而在战争结束后,老兵们又都特别愿意去苏联,这也许是因为苏联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记忆。我和我先生也很喜欢去俄国旅游。我先生特别愿意去高加索地区。他们这一批人都有'高加索情结',因为他们在那里流过血。高加索的俄国人热情豪放,只要谈得投机,吃饭喝酒都可以请客,不要你一分钱。这和情人一起吃饭也要分别付账的德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在苏联住旅店需要勇气,晚上回房间一开灯,天哪,蟑螂像炸窝一样满地乱窜。”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这一对老人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采访即将结束时,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也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和认识安捷一样,我认识豪斯特曼太太是因为采访她的丈夫--前轰炸机驾驶员豪斯特曼先生。在翻看老太太的老相册时,我发现慈祥的豪斯特曼太太在年轻时非常漂亮,天生一个美人坯子。当我指出这一点时,老太太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我想也是的,年近80的她肯定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再听到别人赞美她的容貌了。


她生于1925年,比她的先生小3岁,家乡在鲁尔工业区的波鸿市。她青年时期的生活轨迹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在国家划定的轨道里成长。


豪斯特曼太太告诉我:“第三帝国的青少年成长之路全国一律,那就是军事化组织加义务劳动制。纳粹执政后明确表示:谁拥有儿童谁就拥有未来。在'为民族尽责'的口号下,德国孩子的成长轨道完全被纳入了国家管理。我们从6岁起必须要进入'人民学校'接受义务教育,10岁起就要开始集体加入统一的政治组织。从这时起,男孩子和女孩子被分别纳入两个不同的发展轨道。


“男孩子在10岁到14岁之间全部加入少民队,14岁到18岁之间全部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同时开始社会专业实践,当学徒工。满18岁后,他们需要参加一年'帝国劳役',参与建设大型公共工程的集体义务劳动,穿统一的制服,管理完全军事化。然后就要进入国防军服兵役,干到21岁。退役后,他们就可以正式进入职业领域。但一直到退休前,他们都属于'德意志劳动战线',并且在不同年龄段内对国家负有不同的义务。比如,他们在21岁至35岁期间属于预备役军人,可以自愿加入冲锋队、党卫队和纳粹党。在35岁到45岁之间的属于战争后备军,45岁以上的男人是战时总动员后备军。


“我们女孩子走的是另一条路。在10岁到14岁之间,我们全部加入少女队,14岁到18岁之间又全部加入德意志女青年会,但一直在学校接受教育,不像男孩子们还要当学徒。满18岁后,我们也要参加一段时间的'帝国劳役',一般是先下乡,然后去工厂,干到21岁才结束。这种安排的作用是三方面的:为国家效力、了解社会和锻炼劳动能力。从21岁开始,政府给我们定好的社会地位是做母亲和家庭妇女,成为'为民族繁衍而工作的人'。”


在我的采访活动中,几乎所有的老人在谈到他们青少年时期那段集体生活时都目光发亮,言语之间,听不到一句怨言。老头们在谈起少民队时的夏令营篝火晚会时会眉飞色舞,而老太太们在说到当年下乡期间的集体生活和劳动时都神采飞扬。我相信这种表露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不仅通过语言,还可以通过很多照片得以证实。


在豪斯特曼太太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在下乡劳动时拍摄的。照片上是一群兴高采烈的花季少女,都穿着统一的女生夏季制服,戴着领巾,照片里站立者中的右起第二人是当年的她,那时她刚满18岁。


她说:“这是我刚下乡时拍的。那是1943年,德国的多事之秋。那年的新年刚过,保卢斯就在斯大林格勒率领第6集团军向俄国人投降了。2月份,德国开始征召年满15岁的男孩子参加本土防空作战,7月份德国军队在苏联发动的以占领库尔斯克为目的的最后一场大战役失利,10月份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向德国宣战,到年底,全世界向德国宣战的国家达到43个……但是,对这一连串的坏消息我当时一无所知。我们的报纸和电台告诉我们,所向无敌的德国军队在为胜利而战,德国是安全的,我们在农村的劳动就是在为胜利提供物质保障。一切为了前线嘛!


“我们下乡的地点是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营地里清一色都是18岁的姑娘。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但不在一起生活。我们穿统一的制服,住军营式的木板排房,每天早上要集体列队、升旗、唱歌。在这里,个性和惰性被压抑和淡化,突出的是集体、国家、社会,这是最容易使青年人认同并为之鼓舞的观念。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间,说心里话,我感到那段无忧无虑的生活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当时我们根本意识不到德国的灭顶之灾正在步步逼近……


“在半年的下乡劳动结束后,我开始感受到战争不再遥远。1944年初,我刚从农村返回波鸿,就被送到军工厂去制造步枪子弹,到了厂里我发现,干活儿的全是妇女。男人们都上了前线。在工厂劳动期间,我赶上了英国飞机对鲁尔区的大轰炸。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晰地记忆起轰炸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根本看不了电视里的'二战'历史纪录片。一看见轰炸的镜头,我就像回到了当年,惊恐的感觉立即再现,这会使我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睡。”


豪斯特曼太太和她先生的相识是在1942年,当时小伙子豪斯特曼在空军服役已两年,而她刚满17岁。1943年7月,在她去下乡劳动前,飞行员豪斯特曼利用短暂的战时休假专门到波鸿去看她,两人就在那时订了婚,并留下了一张情意绵绵的合影。从那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没有见过面。其间,小伙子豪斯特曼在一次行动中曾驾机飞过波鸿市的上空,看见脚下的大地一片火海。他说:“我当时在天上看到我女友的家乡变成了废墟,她又生死不明,我心都要碎了。”


在翻看老相片时,我看到了一张年轻军人的照片,是在照相馆拍的,用光非常考究,影像的清晰度也极好,可以看出当时的德国相机镜头的质量已极为出色。这是一张很典型的“二战”时期的德国军人标准像。画面里的小伙子国字脸,大眼睛,军服笔挺,胸前别着一枚银质“步兵突击”勋章,油光光的头发整齐地后梳,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我看出来那不是豪斯特曼先生。豪斯特曼太太看出了我目光中的疑问,于是给我讲述了一个和这张照片有关的故事:


1941年夏季,苏、德战争揭幕了。战场条件之艰苦,对手抵抗之坚决,和德军在一年前横扫西欧时的情况无法相比,开战初期的两个月里,德军平均每天损失近6千人。当时豪斯特曼太太才16岁,正在上中学。为了鼓舞和关怀在前线流血献身的军人,学校动员所有的在校女生都给在苏联战场上的德国军人们写“盲信”献爱心,每人写一封,附上自己的照片,由学校收集起来交给战场信使,再由信史传递给在苏联战场上作战的德国兵,送到谁手上算谁的。于是,豪斯特曼太太的一封信就被送到相片上这个国字脸的年轻军人的手上了。不久,小伙子利用回国休假的时间,专程到波鸿市来看望这个在战争炼狱中给他送去鼓励和希望的漂亮女孩,并给她留下了这张照片。


这两个年轻人在短暂的交往中是否萌动了相互爱慕之情,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战争很快就为这个刚刚开始的友谊画上了句号。这个青年军人离开波鸿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作为这个青年军人的特殊友人,豪斯特曼太太接到了军队寄来的一份阵亡通知书,由此她得知:这个青年军人在结束探亲返回苏联的途中身亡--他乘坐的军车在驶过一座大桥时,大桥被游击队的炸弹炸成了两截……


时隔两年,我在2004年又一次拜访了豪斯特曼夫妇。两位老人的外表居然没有多少变化。对我的第二次登门,老太太很感动。“外面来看我们的人本来就很少。”她说,“走了以后再回来的就更少了。您看,去年圣诞节您寄来的您和我们的合影照片,我贴在了我的相册里了,还包括您的圣诞贺卡。”


琴策尔太太生于1917年5月10日,比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问世早半年。她孤身一人住在柏林西区市中心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已经十多年了。在我登门造访前,我想象中的她是个老态龙钟的人,我甚至担心她是否还能正确地表达思维。然而事实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年过八旬的老太太不仅红光满面,而且嗓音清亮,行动和思维都没有明显的迟钝之态。经过战争浩劫的她能够如此长寿而康健,这让人很难以想象如今那些在蜜水中泡大的牛高马大的德国年轻人将来会活到多大年岁。


琴策尔太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出生时她的父亲还在法国打仗。在她的童年时期,德国人的生活异常艰苦。她说:“至今我仍然不会把吃剩下的食物扔掉,总要留下来等到下顿饭时再吃。我忘不了小时候长期不能吃饱肚子的年代。”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她的家庭还蒙有另外一层不幸。她父亲在“一战”以后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排字工作,收入本来是够养家的,但他酗酒成瘾,挣来的钱都直接交给了酒馆,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在她19岁的时候,母亲带着她和17岁的妹妹离开了父亲。为了生活,琴策尔必须及早找一份工作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先在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工作了一年,然后进了柏林的新科恩区的区政府,在那里做文秘工作。


说到这里,琴策尔太太话题一转,谈到她已故的先生:


“他比我大3岁,是1914年出生的,活到1989年。当兵前他是一个面包师,刚学徒期满。1935年他自愿参军了。


“他是个职业军人,德国发动战争时他已经当了4年的和平兵。从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直至1945年德国投降,5年半的欧洲战事他一天没有躲过。战后他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又蹲了3年,直到1948年被释放回柏林。军人加战俘的经历前后共耗去了他13年的时间。为了纪念这难忘的13年,他在家中的一本老相册上平平整整贴了一张纸,您看,就是它。”


琴策尔太太指给我看的是一张虽然已经发黄却丝毫无损的陈年印刷品。那是纳粹德国在1936年5月21日颁布的《国防军法》。我抄下了上面的最重要的3条内容:


1. 兵役是德国人民的荣誉役。每一个德国男子都有义务参军。在战时,每一名德国男性和女性公民都负有为祖国效力的义务。


2. 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和军事教育学校,它由陆海空三军构成。


3. 国防军的最高领袖是德国的元首和总理。在他的领导之下,由帝国战争部部长指挥国防军。


......


琴策尔太太耐心地等我抄完《国防军法》后,接着说道:“我和我丈夫是在1934年认识的,那年我17岁,我们很快相爱了,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一直没有结婚。1939年8月,他从军队回来休假,我们一起去法国南部的海滨旅游了一周。8月28日我们刚回到柏林,他就接到了部队的紧急归队通知。当时我们对即将开始的战争一无所知。我们一直认为德国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足够的教训,德国恢复国防无非是要保卫自己不受法国的威胁。就在他走后的第4天,德国突然进攻波兰了。这场战争其实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但在我的眼中它是突然爆发的。当我在广播里听说德国军队为反击波兰军队的挑衅而攻入波兰时,我心中一片茫然。'反击挑衅'一下子动用了450万德国军人!那简直就是瞬间横扫波兰的台风和海啸,那当中就有我的男友--我未来的丈夫啊。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想象我是怎样渡过那等待爱人归来的日日夜夜的。


“用今天年轻人的眼光看,我们那一代人是很保守的,因为我们过于痴情。丈夫上前线,女人在家就是一个等。很多年轻的姑娘一直等到爱人的死讯传来,但还不相信,还是要等。


“我的丈夫(当然那时还只是男友)在'二战'中去过的地方基本能描绘出德国在战争中的进攻脉络。1939年9月,他随军东进波兰;1940年4月,他随军北上挪威;挪威刚投降,他的部队又参加了5月的西欧战役。他曾经兴致勃勃地在给我的来信中讲述了进入巴黎时的心情。他说:'作为占领者置身这座城市,我无法不联想到历史。拿破仑在当初攻占柏林时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巴黎今天会向德国人称臣。6月22日德、法签订停战协议后,我们的长官在巴黎的一次部队大集合时对我们说:年轻的士兵们,你们用短短40天的时间完成了20多年前你们的父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过长期流血和苦战而未完成的任务,1918年的耻辱被洗雪,德意志因你们而骄傲!'当时德国沸腾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为征服宿敌而鼓舞。7月6日,柏林举行了欢迎西征军队凯旋的大阅兵,我也是狂欢人群中的一员。当时很多人都喝醉了。我认定德国已经胜利,战争已经结束,爱人该回家了。1941年初,我的男友真的回来了,我们在柏林举办了隆重的婚礼。那时他已经是排长了。你看,这是我们结婚时的照片。”


我端详着这张老照片。上面是60多年前的一对新婚青年。24岁的琴策尔太太手持鲜花,身披婚纱,光彩照人。而27岁的少尉琴策尔一身戎装,手持佩剑,神情凝重而温和。


我问琴策尔太太:“那时你们是怎样设想以后的生活的?”


她用小勺调拌着咖啡说:“我们都相信和平的生活开始了,战争不会再打下去了,因为德国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隆重地操办婚事。但我们还是想错了。新婚燕尔,苏、德战争就开始了。我先生又随部队开进了苏联国土。他属于机械化部队,和那些背着行李扛着步枪不停地跑路的步兵相比,他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他参加过在斯大林防线以东的几次大包围战,并且一直打到了列宁格勒城下。在苏联的战争远比在西欧和北欧的作战艰苦而残酷,他的部队在包围战中消灭了很多苏军,但也曾陷入苏军的包围。


“战后,丈夫经常讲起在苏联时的一件往事。他说,苏联老百姓没有文化,不分敌我,但生性善良。部队在白俄罗斯驻扎时,他住在当地居民家,家里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儿。每次他外出执行任务时,老人都为他祈祷,他回来后,小女孩就为他洗衣裳。他在闲暇之际也尽量帮这一老一少干些力气活儿。在一个严冬的夜晚,老房东给他烧土豆吃,他知道房东家要断粮了,就推让不吃。老人说地下室还存放着足够他们过冬的食品。他跑到地下室一看,眼睛就红了,原来那里只有长了毛的一桶酸白菜和一桶酸黄瓜。那是房东家全部的过冬食品。他在战后多次对别人说起这件事,最后总要加上一句:谁要是把这样的人民看作是 '低等人类'可以随意处置,他才真正是低等人类!


“今天的妇女已经很难体会等候前线的丈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那是一种思念和担忧、幸福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感觉。那样的生活是没有一天能够安稳平静的。当时我和妹妹的处境完全一样,我们各自的爱人都在苏联作战。但我的运气要好一些。我先生在战争后期被调回了德国本土,后来在抵御盟军时成为了美军的俘虏。可我妹妹的爱人却一直留在苏联作战,最后被苏军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劳动,直到1950年才被释放回国。


“我丈夫是在德国西部的索林根落入美军之手的。他说,美军士兵对待战俘很不好。美国人对他们说,一切生活用品直至牙刷都会由美军提供,他们把战俘的个人用品全部集中起来烧掉了。但事实是,美国人在一个星期内什么生活用品都不提供,就让战俘们无遮无盖地露天睡在草地上。发食品时,美国人开来一辆卡车,从上面往下扔面包,谁接住就算谁的。面包扔得差不多了,开车就走。后来,我先生被移交到法国人手里,被运送到法国强制劳动。他因为有烤面包的一技之长,被派到厨房做饭,肚子没有受亏待,一直做到1948年返回德国。


“战争后期,我和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系。柏林的老百姓天天看着敌人的轰炸机向城市倾泻炸弹,而天空上已看不见一架德国的战斗机,谁都明白德国大势已去。大家完全绝望了。1945年4月,苏军开始攻击柏林市区,我家附近是一道防线,就是雷奥帕特广场防线。苏军从中心区打过来的时候,在这里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我们一家人和很多邻居一起躲在楼房的地下室里。没有人相信那些守城的老弱病残能把俄国人赶出柏林,我们只能希望那最后的可怕结局晚一些到来。


“我和母亲、妹妹在地下室一待就是14天,激战正酣时钻进去,德国投降后爬出来。地下室里的拥挤、肮脏和饥饿几乎要了我们的命。但使我们备感幸运的是,俄国人没有发现我们藏身的这个地下室,而附近楼房的地下室大多遭到苏军的洗劫,其中最可怕的是从柏林北部泰格尔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一大批被关押多年的苏军战俘,他们被压抑已久的生理需求突然间不再受任何约束,抢劫和*一时泛滥成灾。在我们藏身的地下室里,所有的女人不分老少俊丑,一律用烟灰把脸抹黑,把身上搞得非常肮脏,借以躲避俄国人的侵害。好在等我们一家人走出地下室时,大范围的*的风头已过。虽然夜间还时常有俄国人闯进民宅找女人,但采取用冲锋枪顶住女人脑门强制*的情况已经减少了。我发现,俄国人几乎个个喝酒。特别是夜晚,你找不到几个行走在马路上的苏军士兵是走路不打晃的。


“战后的柏林成为瓦砾的世界,占领军士兵的世界。苏、美、英、法四国军队涌入柏林,把这座城市割成四大区分别管辖。当然,清除瓦砾不是胜利者的责任,这项艰苦的工作就落在了柏林妇女的肩上。我和母亲、妹妹一起加入了清除战争瓦砾的大军。我们每天只得到700克面包,从事的劳动却非常繁重。我们要把完好的砖头挑出来,敲掉上面的灰浆,然后整齐堆放好,还要把小山一样的碎砖残瓦集中起来用小车运走。清除楼房里的瓦砾是最苦的活,而且有危险。很多楼房并不是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如果那样的话还比较方便处理),而是没有了屋顶,没有了窗框,楼内的东西都被烧空了。这样的楼房有的是可以修复的,有的已经被烧酥了,有可能倒塌。我们没有任何机械,要提着一只铁桶爬上爬下地清理这些楼房里的瓦砾垃圾,劳动强度很大,而且要特别小心……由我们清除的瓦砾在柏林郊外堆成了一座大山。我们这一代妇女被后人称为'瓦砾妇女',到底我们清除了多少瓦砾?我也说不上来。战后很多年我才知道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4亿立方米!



“战争结束后3年,我和丈夫在西柏林见面了。这是劫后余生的相逢,我们对视了片刻后,相拥大哭。


“40年后,我先生去世了。弥留之际,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清醒,让我打开老相册,翻看了一遍他在战争时期的全部相片,最后喃喃地说了一句:'nie wieder sowas(这些永远别再现)。'”


琴策尔太太说到这里时眼睛红了。停顿片刻后她说:“我们曾经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德国了,我们完了。的确,战争打到了首都的最后一条街道,打到把中学生送去阻击坦克,这个国家还能有希望吗?政治和宗教是既能使人冷静,又能使人狂热的东西。德国人吃尽了狂热的苦头,我们今天反对一切战争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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