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国做法”,不提“模式”也罢。


因为,“模”有成型、“式”有“范式”之意,一旦被定为“模式”,就会成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又一条政治红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大政方针,乃至具有了“放之发展中国家而皆准”的“普世”或“普适”价值。


当今世界,谁都不傻。发展经济,各国都有“高招”——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外乎立足本国实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特色国情”因国制宜,并且都会借用“他山之石”以攻玉,鲜有“绝不”者。


有道是“张屠户杀猪攮嗓子,王屠户杀猪捅屁股”,你怎能断定谁个好、谁个孬?


倘若打个比方说,各国的做法或曰“模式”,一如美国的肯德基,法国的牛排,意大利的面条,中国的卤煮火烧,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质量与价值几何,尽管众口难调,但大致差不了多少,用不着我来饶舌。



事实胜于雄辩,“模式”的优劣,还得拿业绩说话,这也正是“猫论”的精髓。


但对“好猫”不可一概而论,还要看它逮耗子的方法与代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腾飞不假,“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假,如今还是在水中央走哪算哪地继续摸着,只是水越来越深也越浑。且不说离着“过河”、胜利到达彼岸的“自由王国”还远,眼下,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弊端,新的,旧的,老的,原形毕露,还有不满,戾气,都一股脑地摆上桌面,说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并不为过;更不堪群体事件接连不断,按了葫芦瓢起来,可谓防不胜防,扰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治理的思路虽说当然是“标本兼治”,但当务之急仍是维稳,照例就事论事地恩威并重软硬兼施平息风波也就顺理成章。


鉴于连自己的心里都没个准谱,还在“一慢二看三通过”着的现状,自诩“中国模式”也就显得颇为滑稽。



世上万物皆有所值,没有免费的午餐,改革开放也得付出代价。


文革告结,百事待举,苦于囊中羞涩,因此引进低端日用品的加工制作,不失为明智的权宜之计。


但30年过去,开放非但还停留在“河东”,并且大量重复引进没商量,“血汗工厂”遍布神州大地,占用我耕地,污染我环境,消耗我资源,盘剥我同胞,令人徒叹奈何,遑论改革早就违背了“共同富裕”的初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被权贵巧取豪夺,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败愈演愈烈,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了。


以这种“模式”换来世界第二的GDP,并未惠及百姓,值得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么?


平心而论,“中国模式”不可一概否认,但其瑕瑜互见,得失相间,需要修正改进完善健全之处甚多,不能再拿“一分为二”的辩证大法,掰出九个指头说事,盗名欺世忽悠百姓了。



文章告知读者,“北京共识”之说,系中国老朋友基辛格事务所合伙人乔舒亚·拉莫于04年提出,其核心观点是——政府主导创新,关注社会正义,坚持自力更生等,此说当时的社会反响不大,其“共识”也未被美国人认同。


之后,该说披上“中国模式”马甲,为世人瞩目并热议,则是被中国学界拿来,经过包装、充实与发挥,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无非是拿来作为现行政治正确的注脚。


其实,“中国模式”,不过是“中国世纪”,“中国崛起”,“中国不高兴”,“中国已成为世界中心”等浮躁之说的翻版,把总设计师的“韬光养晦”丢到脑后,甚嚣尘上了好一阵子。如今,也是偃旗息鼓——这或许是由于富士通的“十三跳”、惊天的杀童血案,以及强拆、罢工等群体事件接二连三,使得鼓吹者都也“觉悟”了“中国模式”硬不起来,因此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免得自讨无趣了。



问题是,连古人都有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定力,今人何以如此轻浮,听着风便下雨,人家给根棒槌就当针,只拣“过年话”聊以自慰,并用来挟洋自重?


这就不得不归咎到民族的病态心理和思维。


1958年的大跃进,从领袖到百姓,举国的升虚火发高烧比着赛着吹大泡放卫星,固然是出于强国的求胜心切,但也掩盖着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无知的狂妄,自卑的自信,并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把中国推向灾难深渊,在全世界面前出乖露丑现眼,国人本该以国耻视之永远铭记引以为戒。


谁料,瞎折腾的阴霾未除,大多数国人刚混个温饱,就妄自尊大故态复萌,无视国富民穷的现状,鼓捣起“中国模式”来——如此健忘,缺乏理性,天真幼稚,难怪被外人小觑。



热衷此说者,若是体制中人,或是既得利益者,还好理解,而自由之身的知识分子跟着鼓噪,就匪夷所思了。


“中国模式”之所以不足为训,在于它的弊病和不可持续——且不说基数与增长率不会永远成正比了,即使真能够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发展下去,如此高耗低效的粗放增长,全球的资源都不敷使用。


“中国模式”的偏颇,还在于其内涵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失之片面上——对******的否定,并引发一些所谓学人“下必甚焉”的跟风——诸如经济富裕是民主政治的前提,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民主不可急于求成来日可待,以及民主的弊病与悲剧等高谈阔论,对国民关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诉求,非但不提出或提不出一条积极可行的建议,而是极尽劝说、开导,告诫乃至恐吓,实则打压之能事,甘当卫道的犬儒。


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理论探讨不可或缺,但当务之急绝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践,更不该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回归常识——这些正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


以上,一言以蔽之:慎言“中国模式”。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