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朝战背后的故事 美国终改变了看法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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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正义与和平之行 美军在朝鲜遭到惨败的消息传到美国后,舆论一片大哗,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将美军的这次失败称作“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代》杂志说:“我们吃了败仗——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败仗。”《新闻周刊》称其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军事灾难。”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失败的责任相互埋怨、指责。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要求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当局的政策,有的议员建议罢免杜鲁门。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

正义与和平之行

美军在朝鲜遭到惨败的消息传到美国后,舆论一片大哗,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将美军的这次失败称作“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代》杂志说:“我们吃了败仗——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败仗。”《新闻周刊》称其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军事灾难。”

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失败的责任相互埋怨、指责。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要求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当局的政策,有的议员建议罢免杜鲁门。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也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承认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已无可挽回,并尖锐地抨击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他说:“联合国在朝鲜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英国对“联合国军”遭到的惨败表示大为不满,他们把不满发泄在麦克阿瑟身上。英国国防大臣辛威尔说:“有一段时间,麦克阿瑟似乎是超出了我们在事件开始时所了解的目标,结果我们走近了驻有庞大中国军队的满洲边境。……他的情报弄错了。我们的处境实在可怕,欺骗自己是没有用的。”英工党议员伊文斯在演说中也大骂麦克阿瑟让英国大兵白白损失了生命,称之为“闯进了瓷器店的牛”。并且说:“亚洲人民不会为维护像李承晚与蒋介石那样腐败的政权而战斗。”

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溃不成军,拼命夺路南逃。从平壤往南的路上,塞满了一支大规模撤退的军队。在尘土飞扬的退路上,奔涌着军队、卡车、炮和重装备所形成的洪流,向后移动。

据东京“联合国军”司令部向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说: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第2步兵师损失了6,380人,几乎是其兵力的一半。12月4日,柯林斯飞往朝鲜,以弄清朝鲜的确切形势。柯林斯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与沃克会面。沃克悲观地谈到:第2师和土耳其旅受到重创,几乎被全歼。南朝鲜部队除第5师外,其他部队将不得不退出战斗,进行休整。沃克认为他不能守住平壤;他担心中国人会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缺口中长驱直入。如果第8集团军试图在汉城——仁川地区周围坚守,它很有可能会被包围。他不希望被迫由仁川撤退,因为担心那会使人员和装备损失重大。接着,柯林斯又飞往兴南会见阿尔蒙德。柯林斯见到这里的情况也一片混乱。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军第3师同样遭受了损失。陆战第1师正从长津湖撤退。

美联社一名记者评论说:“对于美军来说,命运的轮子整整转了一个圈——从失败至胜利,然后又回到失败。在刚好5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循环也刚好完成了。7月和8月那些绝望的日子在走近。但是这次不是一个营在撤退。这一次是美国7个师同英国2个旅、土耳其1个旅和其他的联合国部队一道为生存而战斗。他们已遭到占多数的中国军队的严重打击。他们的战斗效能已因重大的伤亡而低落。迅速取得胜利的希望悄然消失在阴沉灰色的失败里。”

路透社记者不得不承认:“军事灾难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们。”

美军在朝鲜的局势继续恶化,美国高层决策者更是乱作一团,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等高级军政官员连续在五角大楼开会,商讨如何使美军稳住阵脚。有人提出,美国可否谈判停火,使美军得到休整的机会。但在停火问题上他们又顾虑重重。停火必须要撤出在朝鲜的全部美国部队,更可怕的是,中国是否还要美军撤出台湾海峡?中国是否提出要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朝鲜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中国在外交领域经过激烈斗争也取得了突破。在苏联及其他友好国家支持下,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美国侵略台湾案”,而美国也反咬一口,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在讨论争端的问题时,必须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虽然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国政府发出邀请。经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郑重考虑,派出特派代表伍修权将军参加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讨论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案的会议。就这样,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在被美、蒋联合封杀多年后,新中国的代表首次出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在代表团即将出国时,麦克阿瑟正在大言不惭地吹嘘:“士兵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但是,当伍修权一行到达纽约时,美国报纸上又登出美军在朝鲜“全线溃退”的新闻,美国和西方震动了,他们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即将到达纽约的中国人。

11月24日,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抵达纽约,面容刚毅、拥有多年外交斗争经验的伍修权在机场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

“本人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我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的控诉案,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得到公正的处理。果如此,则将有助于亚洲及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愿望。中美两国人民从来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愿乘这个机会,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 欢迎仪式结束后,代表们走出机场。在机场入口处,聚集着许多美国进步人士,他们是自发地来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他们远远地就向代表团成员挥手致意,有的还举着小型的标语牌。`

一位在场的美国记者详细地描述道:“对我来说非常的荣幸,作为一名记者,安心地在机场等待一架飞机的来临,它将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载到我们的国度。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我站在显得很空旷的机场上,晨风是冷飕飕的,头顶上飞机正在低飞降落。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监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100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相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使黑暗如同白昼。联合国的汽车都发动起来了。

“由飞机中走出来7位男的和2位女的。在耀眼的光亮下,我们目送他们慢慢地走向海关……这些旅行者使他们周围的历史气氛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现在我们中间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真正代表。也就是世界1/4人类的代表!我想起我睡在小床上的孩子,这飞机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所有别的和平使者们而来的。在历史上,这是中国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美国发言。中国将会证明它的人民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创造和平的人们最坚强、最忠实的好朋友。”

在此期间,苏联又向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并建议邀请中国代表参加此项提案的讨论。政治委员会同意了苏联代表的建议,并于当日由赖伊致电周恩来外长,邀请中国政府参加政治委员会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美利坚合众国侵略中国之控诉”一案的讨论。

11月26日,周恩来外长电复赖伊,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及其助理人员,兼任出席政治委员会参加讨论对美利坚合众国侵略中国控诉案之会议的代表、顾问及助理人员。

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参加苏联控诉美国侵略中国一案的讨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会前,美国各界得知中国代表团将出席今天的会议,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地弄到大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裔人士,其中有著名的教授、学者,此外还有在美的国民党官方人士都设法来到会场旁听,会场十分拥挤。 当中国代表团进入政治委员会会议厅时,正在发言的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立即中断演说,向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表示欢迎并祝中国代表团成功。伍修权一行在联合国官员的引导下,到安排的位置就坐,桌上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标志。这个牌子虽小,但在这个大厅里却格外醒目,因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还对人民中国采取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和敌视态度,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的存在。当然,这个牌子对于有名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先生来说,则更加刺眼,因为他的位置与伍修权之间只隔着英国代表杨格,相距也就1米左右,可他却强作镇静,装作对新中国代表的存在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伍修权满不在乎地瞧了这个美国头面人物一眼,只见他满脸僵硬木然的表情,嘴角生气地使劲往下拉,两眼直愣愣地呆视着前方。伍修权等人看了真觉得又可气又可笑。政治委员会散会时,一群记者蜂拥而上,围住中国政府代表团拍照。

在11月27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不顾苏联的反对,决定同时进行两个议题——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和美英等6国提出的所谓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

11月28日下午,安理会的辩论异常激烈,气氛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先发言,但遭否决。于是,美国代表奥斯汀首先发言。奥斯汀称两个议题所涉及的是不同性质、但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他接着攻击中国政府“公开地遣送大量自己的战斗部队从满洲跨越国界”,同“联合国部队作战”,已构成“侵略”行为。奥斯汀还为美国侵略台湾进行了辩护,胡说台湾的法律地位“在国际上采取行动决定它的前途之前是不能够确定的”。这显然搞得蒋介石代表十分尴尬,如果台湾地位未定,那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算什么呢?

伍修权被安排在第二位发言,他首先说:“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群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

接着,伍修权庄重地向安理会控诉: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制造朝鲜内战之后,于1950年6月27日即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同时,美国武装力量奉杜鲁门总统之命,公开地侵入台湾,执行美国政府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政策,中国政府于1950年6月28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的声明和美国武装力量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伍修权在驳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所云“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的慌言时激动地说:“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7舰队和第13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还控诉了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朝鲜,屠杀朝鲜人民,扩大朝鲜战争的行为。他指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一开始就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美国侵朝部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东北的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中国城镇与村庄,杀伤中国和平居民,损坏中国财产。“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侵略朝鲜的这种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眼见台湾遭受侵略,美国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迅速地烧向自己,因而激于义愤纷纷表示志愿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乃是天经地义,完全合理的。”

最后,伍修权向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和干涉朝鲜的罪行。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三、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

伍修权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控诉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整个发言约2万多字,长达2个小时。各国代表、旁听者及新闻界的人士,通过同声翻译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全场鸦雀无声。事后有人对伍修权说,他演讲时嗓门很大,中气十足,把整个会场给震住了。

当伍修权在这边慷慨陈词,愤怒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罪行时,座位对面的蒋介石集团非法代表蒋廷黻则在那边始终低着头,并用手遮住前额,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表情,与往日神采飞扬的形象判若两人。而美国代表奥斯汀则表情尴尬地歪着嘴,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色。有记者将这一场景拍成了照片和影片,并且在报道中形容说: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面部带有一种丧家犬的神色”。

这是联合国会场上第一次响起新中国外交代表的正义之声。演说反响强烈,许多友好人士涌向伍修权,与他热烈握手,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和祝愿。

11月29日,安理会继续开会。蒋介石集团非法代表蒋廷黻发言,竭力为美国侵略台湾辩护开脱。但他却不使用联合国规定的正式语言之一汉语,自始至终使用英语发言。

伍修权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当即举手作即席发言,揭露蒋廷黻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他还嘲讽挖苦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气氛凝重的会场传出一阵轻笑。平素能言善辩的蒋廷黻被驳得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11月30日,安理会继续讨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和“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美国代表奥斯汀为挽回前两日的颓势,极力把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朝鲜问题上,企图通过对美国有利的提案。最后又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了中国关于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者,美军自台湾和朝鲜撤退的提议。

对会议的这一无理决定,伍修权再度作了发言,用美国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事实,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侵犯中国领空,毁坏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民的确凿数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血腥内战的历史,责问美国代表道:

“我要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

伍修权还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败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与此同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的反对下,美、英等6国提出的“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也遭到安理会的否决。

美国当然对这个结果心有不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诽谤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国代表在这一颠倒黑白的提案通过后,愤怒地全体离开会场。

阴谋得逞之后,美国又于12月15日操纵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实际剥夺了中国在联合国讲坛上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机会。

面对美国的蛮横无理,以伍修权为首的中国代表适时将斗争舞台转移到联合国会场外。12月16日,伍修权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在场的各国记者散发了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发言的讲稿和各种资料,其中包括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材料,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蒋介石军队缴获的美国武器图片集,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飞机对中国轰炸、扫射实况的图册和其他各种美国侵华史科。

伍修权还对各国记者发言指出:“我们是争取和平来的。为了制止侵略和恢复和平,我们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议,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撤退其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朝鲜内政,撤退其一切干涉朝鲜的武装力量。但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英集团的操纵之下拒绝了我国政府这个合理的和平的建议,对此,我们表示坚决的反对和抗议。”

针对联合国大会已经无限期休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伍修权将军及其随员已无留在成功湖的必要,故已命令伍修权将军等于本月19日启程回国。”

“马歇尔将军的故伎重演” 新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的第一次亮相,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苏联报纸评论说:“联合国中第一次响彻着中国人民代表的声音,这个声音所代表的政府,其稳固与人民对它的拥护在中国历史上是无比的。”美国各大报刊第二天均刊登了中国代表发言的消息和演说的内容摘要,并称:“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转到了成功湖。”

伍修权在联大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控诉,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最重要的是面对面指着美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其罪行,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也该是第一次。这一行为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特别在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著名的华人海外学者,如吴仲华、李铁铮等,甚至包括蒋介石集团派驻纽约的总领事宗维贤,从伍修权的发言中对新中国有了深入了解,毅然作出了返回大陆的决定,先后克服种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

美国统治集团则被戳中了痛处,奥斯汀承认,中国代表伍修权的发言,使“我的政府感到不愉快”。那位在会场故作镇静的反共老手杜勒斯则声称自己当时“被一种悲哀的情绪支配着自己的感情”。

最没有风度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听到中国代表的发言后,恼羞成怒,称伍修权的发言“猛烈而完全荒谬”。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口不择言地向中国发出威胁说,美国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以下是当时的谈话:

记者: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记者: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的话,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记者: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记者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大哗——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性格本来就难以捉摸的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

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让全世界万分惊骇,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对新中国进行核威胁,此举大大激发了新中国领导人搞出自己尖端武器的决心。很快,中国就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人才准备。杜鲁门没吓倒中国人,倒把欧洲人吓坏了。 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讲话一结束,欧洲驻联合国的各国大使就围住奥斯汀,许多人“眼泪汪汪”地询问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扩大。此时,欧洲还徜徉在二战留下的废墟中,他们实在害怕爆发新的战争。而且他们认为,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敌人苏联才是对欧洲的真正威胁,现在美国人不顾在东欧陈兵数百万的苏联的巨大威胁,还要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进亚洲战争的泥潭”。

英国人更是慌了神,100多名英国议员在交给艾德礼首相的抗议信上签名,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连最有名的反共主义者、前首相丘吉尔也站在反对者行列。丘吉尔认为,扩大亚洲的战争会削弱欧洲的防御力量,威胁美国的安全。

面对空前巨大的压力,艾德礼飞赴华盛顿与杜鲁门会晤。艾德礼认为,联合国除了谈判撤出朝鲜外没有出路,甚至连台湾占据的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也可以让给北京。杜鲁门则坚决不放弃南朝鲜和台湾或是让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除了教训一下中国,什么都不欠他!”经过一阵争吵,艾德礼飞回了伦敦,得到了杜鲁门“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同时也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勉强达成共识:“在军事上被赶出去之前,要驻留在朝鲜,而且在局势好转之前,不同中国进行谈判。”

刚把自己点燃的火熄灭,杜鲁门又想到了恼人的麦克阿瑟,他不但不反省自身的指挥错误,还在不停打电报给华盛顿告之自己“面临灭顶之灾……”要求大批增援,同时却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断颠三倒四地说:“华盛顿的官僚们惊慌失措是没有道理的,我的部队不是失败,而是进行一次巧妙的撤退……”

这个老家伙显然已经被中国人打得神经错乱了,杜鲁门狠狠地想,他告诉艾奇逊,必须寻找一种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停止战争的办法,经过权衡利弊,美国军政首脑们得出了继续而不扩大战争的几个原则: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能卷入亚洲的持久战争;不向朝鲜增派军队;保持三八线的稳定;恢复三八线战前的状态……当然,前提是能够守住朝鲜,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突然向中国外交部转交了一份由13个国家联合倡议的备忘录。该倡议提出,作战双方先在三八线停火,然后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这个备忘录强调:“如果中国宣布不超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看完这个备忘录,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这一定是美国人放的试探气球,但要求中国不超过三八线的是中国共产党最注意团结的第三世界中间力量,如何处理好这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呢?

周恩来首先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约见印度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

为什么13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讲话?

为什么13国中还有菲律宾? 12月1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一向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现在更希望朝鲜的军事行动能迅速停止。但是现在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我们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

周恩来又于13日将与潘尼迦的谈话情况电告伍修权、乔冠华,并指示:你们对提出13国提案的国家应表明的立场是:停战不是骗局,是要真正能迅速结束朝鲜战事。这样就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看它是在继续战争、扩大战争,还是想结束战争。各国代表如果真想和平调处朝鲜战争,就应该像苏联代表那样提出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而不是其他。

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在有美国投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亚洲13国提案。决议成立停战三人小组,先行实现停火,然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这个“三人小组”很容易让中国领导人回忆起中国内战时期美国马歇尔主持的那个“三人小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有过沉痛教训的。

种种情况表明,美国的停战只是在争取喘息时间,因此,只同意寻求在三八线停火,反对为解决远东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因此,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13国提案的第二天,12月15日上午,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12月16日起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杜鲁门宣称美国愿意谈判但决不向“侵略”屈服,也不“姑息”苏联统治势力造成的巨大威胁。他同时宣布了美国增加军火生产,扩大军队,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等措施。美国还扩大征兵计划,要把美国军队由25万人增加到39万人,要在一年之内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5倍和4倍以上。为了加强西欧的军事力量,美国决定加速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指挥的军队,并任命艾森豪威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司令官。

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美国政府今天已采取措施,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境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以前驶驻中国港口。这一切反华的狂吠只能说明,美国决心在朝鲜坚持下去,并要全面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12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针对联合国大会14日通过的决议发表声明,揭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既未参加讨论,亦未表示同意。在此以前,我国政府曾经多次声明,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马歇尔将军的故伎在联合国是不能重演的了。

“13个亚洲及阿拉伯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代表提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建议,原本出于和平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们没有能够识破美国政府支持先停战后谈判的全部诡计,因而也就没有郑重考虑中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建议。”其实,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结束、“联合国军”正在向平壤撤退时,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可能提出停战的问题,就有考虑。

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就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认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

12月初,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英国、印度、瑞典驻联合国代表,作为美国的探路人,不只一次地向正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中国代表团试探,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战。伍修权将此情况报告北京。毛、周等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提出5个条件: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5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约。

在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时,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这5个条件,但认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产生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2月14日,联合国已通过了停火决议,中国政府不能不就停火问题表明立场。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亟望朝鲜战事能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中国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考虑。但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就朝鲜战争形势进行了会谈。

战场上的胜利给两位领袖的会谈增添了愉快的气氛。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关于战争如何往下发展,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敌人,旨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泽东吸着香烟对金日成说:“既然美国人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要奉陪到底。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则高兴地回答:“对,要乘胜前进!”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志愿军尽管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2个月就把美军打得一溃千里,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民主阵营的士气大大高涨。这时,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一帆风顺的形势下,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而这时在民主阵营内部,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志愿军就此停止。

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经历了两次战役后,志愿军虽然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困难却也随之增长。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减员已达10万人,第9兵团又因冻伤严重至少两三个月无法参战。全军汽车因空袭和事故损失,只剩下260辆,供应极其困难。此时的朝鲜半岛已完全进入冬令时节,无论半岛南北,气候都异常寒冷。同时志愿军向南挺进,供应线延长,再加上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方公路、铁路和桥梁遭受破坏严重,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志愿军部队经常缺衣少粮。从鸭绿江向前线运送后勤物资不敢走公路,铁路也炸断了,只能靠原始的人力背送。不要说弹药,连战士吃的炒面、穿的棉衣都供不上。东线3个军除了一线的战斗员,上到军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往山上扛粮食,但即使如此,后来计算,东线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最低生存需要的1/2,许多战士都是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在零下40℃的雪地里向美军冲锋。

在西线,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42军一个班,上级发下一双棉鞋,战士们决定,谁站岗谁才有资格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丝毫无损,然后又被完好地移交给接防部队……

身在前线的彭德怀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冰天雪地中顽强战斗的将士们的疾苦感受最深,在占领平壤后,12月8日13时,彭德怀、洪学智、解方经过商议后,都认为现在立即越过三八线并不合适,但在三八线以北再打一场战役并无问题。 于是,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下一战役的考虑:“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这时,苏联驻朝大使提议一气打到南朝鲜去,受到彭德怀的反驳。彭德怀还报告说:“速胜盲目乐观情绪已在各方面生长,‘建议’我军目前仍采取稳进。”

然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决心已下,他指出此役的必要性说: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此点我曾向金日成同志说了……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克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迫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与此同时,邓华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因翻车负伤,志司决定让他回国治疗,他临行前致信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三个可能:

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性大。……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去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

22日,彭德怀将邓华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回电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知道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同时考虑到为以后作战有利于歼敌,不使敌军过于集中,毛泽东提出不但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现不要深入三八线以南,而且在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全部应后撤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彭德怀则回电表示:“……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集结4至5个军(9兵团在内)撤至三八线以北……”

毛泽东则回电,建议将越过三八线的战役提前至次年1月,认为:“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产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毛泽东最后还给彭德怀带来一个好消息,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完全正确,也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主动提议给前线增加汽车2,000辆! 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是基于对当时战场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作出的。两个人都是对的。彭德怀前线统兵,必须从军事家的角度看待问题,毛泽东坐镇北京,必须纵览国际风云,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经过长期的讨论和筹划,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12月初,志愿军乘胜追击时,与敌后人民军主力胜利会师,人民军收拢回来的部队已有3个军团,经过补充后刚刚恢复了战斗力。在胜利的鼓舞下,人民军主力求战情绪很高,中朝军队要正式并肩作战了。两军作战,必须解决指挥的问题。由于指挥不统一,两次战役中都有一些教训。38军因听信人民军部队误报,派113师去保卫熙川以北的军火库,导致延误了断敌后路的时机。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向39军误击,让被围的美军24师一部借机南逃,这些情况让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很痛心。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从第一次战役一直到第二次战役快打完才正式解决。

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希望人民军开辟敌后战场。金日成同意,苏联驻朝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不同意,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又认为可以。这么个小战术问题解决起来都如此困难,更别说高度敏感的指挥权问题了。统一指挥问题牵涉到朝中两党、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甚至苏联也夹杂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经反复考虑,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提议中苏朝各出一个人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三方联合指挥。但斯大林此时对驻朝军事顾问早就极为不满,并且考虑到苏方不宜参与指挥,同时也深为钦佩毛泽东、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遂复电赞成中朝两军统一指挥,并提出中国指挥员负主责的意见。

老大哥同意了,中朝自然好办。12月,金日成赴京与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时表态: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12月4日,二次战役大胜已成定局之时,“联司”成立了。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邓华和人民军猛将金雄任副司令,朴一禹为副政委。金雄奔赴东线组织金雄指挥部,指挥东线人民军二、三、五三个军团,朴一禹则驻志司负责协调。“联司”下命令给人民军就以联司名义,给志愿军下命令仍用志司名义,可以说,这是一个既能确保指挥统一又能兼顾中、朝两军不同特点的、富有东方色彩的统帅机构。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将新成立的“联司”前移到成川郡西南5公里的君子里。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即在联司统一指挥下作战。



本文内容于 2010-7-10 19:57:46 被阿尔托莉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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